$37,204,886,498,253

　　這是截至發稿時最新的美國國債總額。

　　根據美國政府公開的數據，自2008年起美債規模就保持著驚人的擴張速度，2017年突破20萬億美元，2024年突破35萬億，最近一年間又快速飆升至37萬億。這一數額相當于2024年美國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的1.27倍，折合到人均，相當于每個美國人要背負約10.7萬美元的債務。

　　2025年以來，美國成立“政府效率部”，關閉國際開發署，推行“穩定幣法案”，并在關稅問題上發難全球貿易伙伴，其背后都有緩解美債壓力這一動機。

　　事實上，美國并非沒有針對國債規模的限制性制度。根據美國法律，美國政府融資需要得到國會批準。1917年美國國會頒布的《第二次自由債券法案》規定，國會對債務發行總量進行控制，也就是“債務上限”。達到“上限”后，意味著美國財政部無權再發新債。

　　但美債“天坑”怎么越來越大了？

　　限不住的“開流節源”

　　從實際操作來看，債務上限幾乎發揮不了它應有的約束性作用。為避免債務違約引發嚴重信任危機，美債一旦觸及規定上限，往往會采取提高或暫停債務上限的做法來拖延時間。

　　以近幾年為例，2021年美國債務上限被提高到31.4萬億美元。2023年1月，美債超過這一數額后，美國會通過《財政責任法案》，同意在2025年1月1日之前暫停設置債務上限。2025年1月2日，美國將債務上限調整為約36.1萬億美元。只要不斷推高上限，就不會“觸線”。

　　在兩黨政治中，債務問題更常被用作黨爭工具。競選時，民主、共和兩黨都會將國債作為攻擊對方的理由，但執政時又持續推行增加開支的政策。

　　拜登政府執政時期，先后通過了1.9萬億美元經濟紓困法案、1.7萬億美元聯邦支出法案、1.2萬億美元政府撥款法案等數額巨大的財政支出項目。2025年，特朗普政府雖采取創立“政府效率部”、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等一系列減少政府開支的措施，但7月簽署的“大而美”法案又包含約4.5萬億美元的減稅措施，并將債務上限繼續提高5萬億美元。

　　無論是民主黨擴大支出，還是共和黨減少稅收，本質上都是通過刺激經濟來爭取選票、維系利益集團關系。相比起可能對美國影響更長遠的高債務負擔，三年后的大選顯然對兩黨而言更重要。美國國債居高不下，亦是“選票政治”的“并發癥”之一。

　　難回頭的花錢“高速路”

　　美債規模激增的另一原因，是美國政府支出長期高企。近十年來，美國政府年度總支出始終保持在5萬億美元以上。自2020年首次突破7萬億美元以來，這個數字再未回落至6萬億美元以下。

　　比如，受疫情影響，2020年以來，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支出占比最高且逐年攀升，僅2024年一年的總支出便接近2萬億美元；社會保障局近五年年度支出維持在1萬億至1.5萬億美元之間。

　　又如，2022年至2024年，受烏克蘭危機和巴以沖突影響，美國每年僅對外援助支出就高達約700億美元，相較2021年的年度支出超出近200億美元。截至目前，美國2025年財政支出也已接近6萬億美元，美國政府支出增長目前仍未有減速跡象。

　　雪上加霜的是，自2022年6月以來，美聯儲為應對通脹啟動加息，此舉使得美債利率上升。據美國政府數據，截至2025年7月，由于利率上升和通脹上升導致利息支出增加，美國國債僅利息部分就已超過1萬億美元，為2025財年聯邦總支出的17% 。

　　因此，如今美國政府與美聯儲之間上演的降息博弈，也就似乎成了必然。苦于美債超高利息的美國政府太需要緩解償債壓力，且若美國政府對美聯儲的控制加深，美聯儲吸納美債的阻礙也有望減小，美國政府直接通過美聯儲融資，也將更加便利。

　　不斷外溢的全球影響

　　美國國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自2013年起超過了100%，2020年起更飆升至120%以上。如此高的債務和利息總額，使得國際社會很難不對美國償債能力產生質疑。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5月下調了美國主權信用評級，是繼惠譽和標準普爾后第三家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的主要國際評級機構。中國、愛爾蘭、瑞士等國近期也選擇減持部分美債，在美債投資上釋放出保守信號。

　　長期以來“借新還舊”的美債循環把戲，正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

　　美債不僅關乎美國內政，更因其在全世界范圍內持有者眾多、持倉規模巨大的特點，而具備了投資理財產品的屬性。一方面，“借新還舊”的本質是將償債壓力轉嫁給“債權國”，用全世界的錢填補美國的開支，另一方面，美債利率波動以及與美國償債能力緊緊綁定的信用問題，也會影響全世界美債投資者的切身利益。

　　美債規模持續高速擴張，勢必加重償付壓力，猶如一枚懸于美國乃至全世界頭頂的“巨型未爆炸彈”，仍在不斷膨脹，推高債務違約風險，為全球金融體系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三里河”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