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小馬桶推進大民生工程，生動詮釋人民城市理念

　　一平方米的尊嚴

　　追尋的不只是這座城市民生保障地平線的提升，更是一個個具體的人需求被看見的過程

　　今年5月底，程金鑫第一次看到嶄新的抽水馬桶立在屋里，馬桶底下的密封膠還沒干透。

　　他伸手摸一摸，指尖感到一點濕。還得再等等，他想，萬一馬桶漏水就白裝了。那幾天，每天早上出門前他都要專門去看它一眼。

　　程金鑫的家在黃浦區貴州路，一條藏在南京路步行街“背后”的小街，一頭通向蘇州河，一頭穿過南京東路。某種程度上，它是上海城市的“里子”——在霓虹閃爍的另一面，是七拐八彎的舊式里弄、陡得近乎垂直的木樓梯，和那些仍在清晨拎著馬桶走向倒糞站的人。

　　76歲的程金鑫，是今年上海最后一批告別手拎馬桶的居民之一。

　　據《解放日報》記載，1993年的上海仍有80萬只手拎馬桶。如今，這個數字降到了兩位數。

　　當大部分人已不再為如廁發愁，我們仍想追尋這段30多年的歷程——

　　一只只馬桶，如何成為問題的容器，推動一座城市在探索治理的過程中，看見和關懷每一個具體的人。

　　一

　　貴州路永平安里一間商鋪的2樓，是程金鑫的家。14平方米的空間，一張大床、一張折疊床、兩個衣柜、一張小桌緊緊挨著彼此。

　　自1949年出生起，程金鑫便和父母生活在這里。

　　每天凌晨4點，睡眼惺忪的他都會聽到喊聲“倒馬桶嘞——”，40多歲的糞工拉著大板車，繞過當時上海的第一高樓國際飯店走進里弄，街坊趕緊把馬桶提到樓下。有人在凌晨兩三點鐘就把馬桶備好，生怕錯過就得再等一天。

　　空馬桶在天亮后被取回，鄰居們再用長長的竹筅“嗦嗦嗦嗦”地蕩清爽。

　　這番日復一日的街景，藏著一部社會變遷史。

　　新中國成立時，上海人均居住面積3.9平方米。20世紀50年代，上海的人口數量激增，繁華之下是涇渭分明的居住環境。

　　按照上海市房地產科學研究院原院長陳洋的說法，“全上海也就一千套”的花園洋房、高級公寓里住著僑民、富商和精英，戶內獨用抽水馬桶，還配備洗手池、浴缸和淋浴，俗稱“四件套”。一些小康家庭居住在“新式里弄”，樓棟里常合用衛生設施。大量普通上海人，棲身在“舊式里弄”“簡屋”和“棚戶區”里。

　　在南京東路背后的貴州路、寧波路一帶，大量石庫門建筑屬于舊式里弄。這些住宅在設計之初就沒有衛生間的位置。彼時抽水馬桶尚未進入普通人家庭。按舊時社會觀念，“在家里弄個廁所，那怎么行，都臭死了。”陳洋說，那時，女子的嫁妝里就有馬桶。

　　資料顯示，1958年上海總人口數為750.8萬，其中713.26萬人的住所沒有抽水馬桶。

　　當時印發的《上海市糞便處理手冊》中描述，市衛生局下設“糞便管理所”，統籌28處糞碼頭與23個清潔管理段。每個大弄堂里建了化糞池，出現了居民手拎馬桶的景象。

　　二

　　人們在一只馬桶的日常里，維持著生活的體面與尊嚴。

　　程家換過三只木馬桶。隨著厚重的木桶逐漸淘汰，更多人用上了搪瓷、塑料馬桶。搪瓷桶的底部容易開裂、生銹。中學時，程金鑫和父親特地走了兩條街，到山海關路挑選了更厚、更貴的塑料馬桶，一用便是10年。

　　馬桶升級了，不變的是倒馬桶的日常。

　　清晨，倒馬桶的人多，得排隊，講究先來后到；最麻煩的是雨天，倒馬桶刷馬桶還得撐把傘。

　　程金鑫記得，當年弄堂里的許多人在外做工，為了省些錢，便把沒用的油漆桶拿回家當作馬桶。做工的人們清晨急著出門掙錢，回家后才會去倒馬桶。風一吹，油漆桶常散出猶如啤酒發酵的臭味。

　　1969年，程金鑫去貴州上山下鄉，待到1987年，調回了上海。

　　彼時的上海依然有百萬只手拎馬桶。1986年《解放日報》的一篇報道揭示：“市區內超過六成的家庭沒有衛生設備。”

　　程金鑫結婚后，父親過世，他和妻子、母親一起生活。家里裝不下簾子，家人們用馬桶時，他只得轉過腦袋，后來干脆走到樓下和鄰居聊上幾句，有時自己憋急了，就跑去弄堂口的小便池解決。

　　別人嘲他不夠活絡——對面的第一食品和中百公司明明有抽水馬桶。程金鑫擺擺手，“家里的馬桶才是自己的。用別人的東西，總覺得害臊”。

　　1994年《解放日報》上一篇題為《“方便”問題》的市民來稿，道出更多人的辛酸。作者陳靈生“蝸居窮街老屋”，家中“大小衛生皆無”。他回憶，早年各家各戶自備馬桶，“有客來布簾子一擋，‘嘩嘩’的照‘方便’不誤”。幾十年過去，兒子已長得人高馬大，唯獨“方便”依舊。

　　最令他難堪的，是友人來訪提出“用廁”的那一刻。最終只得在雨中匆匆送客。他在文中嘆道：“那一刻，實在把我逼到了想挖條地道藏起來的窘境。”

　　三

　　在房地產科學研究院工作了17年的陳洋介紹，改革開放后，上海市委市政府一直關注民生改善，尤其在解決居住困難方面持續用力，啟動了一輪輪的老舊住房更新改造工作。 下轉 5版

　　(上接第1版)“消滅馬桶”只是一個具體的切入點。陳洋說，其背后是“解決居住困難”的宏大命題。這是城市更新系統工程的一部分，也是一個典型“先易后難”的過程。

　　最先著手解決的是簡屋和棚戶。用陳洋的話說，這是民生改善的首要痛點。1992年，上海啟動“365危棚簡屋改造”，僅用4年便拆除180萬平方米危棚簡屋，完成了目標總量的近一半。

　　后來又出現了“貼擴建改造”。陳洋舉例，“一棟6層的房子，每一層在北面擴出幾平方米的空間做廚房、衛生間”。

　　“當時一年可以消滅掉幾萬只馬桶。”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城市更新和房屋安全監督處具體負責人徐昌健說。

　　2017年，政策從“拆改留”轉變為“留改拆并舉，以保留保護為主”。

　　大拆大建的方法行不通了，但人們對生活的期待從未停止。

　　弄堂里，一些家里居住面積大的房東把房子租出去，在郊區為后代買了房。留在這里的，是程金鑫這一代，和那些熟悉的老人。

　　程金鑫也有過購買新房的想法。他目睹房價超過了手頭的積蓄，又打消了念頭。“這里住住蠻好的”，他安慰自己，街上的商鋪什么都能買到。他給老屋裝上空調，給縫隙變大的地板貼上膠布，每天用抹布把樓梯擦得干干凈凈。唯一的難處就是，“拎馬桶有點不方便”。

　　一個獨立的衛生間，成了更多人對于私密的追求。

　　那會兒還是24歲的街道社工陸順鳳去男友家里做客，那是一套新式舊里，幾戶合用一個衛生間。陸順鳳不敢喝水，磚木結構的老房子中，隔壁電視在放幾頻道她都聽得清楚，何況是馬桶沖水的聲響。

　　她只覺得尷尬、完全沒有隱私，卻羞于告訴男友。直到結婚前，她第一次和對方商量，一定要裝抽水馬桶，哪怕人工加材料要花上2000多元。“燒不燒飯無所謂，上廁所對我太重要了。”

　　四

　　“原先很多改造項目受到規劃指標等因素的嚴格限制，難以想象。”陳洋說，但是當城市更新遇到更深的阻力，便倒逼著城市管理者尋求突破。

　　黃浦區作為全市舊區改造任務最重、難度最大，同時也是挑戰最大的中心城區，探索了“綜合修繕改造、拔點抽戶、托底保障”等方式攻克“拎馬桶”難題。

　　陸順鳳見證了政策如何一點點優化。2009年，在她包干服務的片區，二級舊里正進行成片改造，每家戶內加裝馬桶只需要自費130元。有低保戶埋怨，我哪來的錢？陸順鳳很著急，“我們那會兒壓根沒有政策，錯過太可惜了。”她代付了這筆錢。

　　2015年，陸順鳳當上了南京東路街道龍泉居民區黨總支書記，片區年年都有重大的修繕項目。召開會議時，居民開始提出：“大修能不能給我們安裝抽水馬桶啊？”政府補貼后，一戶人家自己支出的費用是110元左右。

　　一些老人仍然很執拗，萬一裝了馬桶，沒法輪到拆遷了怎么辦？有老人拉著她的手說，兒子快結婚了，自己天天盼著這筆錢給他買郊區的大房子。

　　時間帶來答案：最后兩個街坊安裝了600余只馬桶后，2021年，片區同樣等到了征收。

　　今年5月，陸順鳳目睹貴州路也開始了老舊房屋的改造。她得知，如今已經有了“抽戶改造”的形式，也就是協議置換部分居民的屋子，讓那些沒有條件戶內加裝抽水馬桶的人，在抽戶騰出的空間內擁有衛生設施。一戶對應一個隔間、一把鑰匙。

　　“沒想到政府會用這么多錢，就為了一只馬桶的事。”陸順鳳很驚訝，抽戶改造的成本遠遠高出戶內加裝。

　　陳洋說，原拆原建、協議置換等新模式的探索，都體現了舊改政策為平衡做出的調整。

　　政策不斷優化，讓“裝了馬桶無法輪到拆遷”的顧慮也漸漸被打消。徐昌健表示，先花錢把馬桶裝上，滿足人們基本需求的底線，“哪怕幾年后這里要拆遷，這筆錢也花得值得”。

　　五

　　徐昌健介紹，數年前，上海將此前分散在不同項目下的工作統合起來，命名為“拎馬桶改造”，專門攻堅最后的1.4萬戶。這標志著上海的“馬桶問題”進入收官階段。

　　他說，除了常規的社區上報，上海還嘗試了一條“不尋常的路”：通過監測全市幾百個倒糞站的使用頻率，反向排查哪些區域還有活躍的馬桶用戶。通過這種方式，在2023年13818戶的基礎上，又精準地找到了264戶。

　　解決剩下的“少數”，考驗著基層治理的細節。

　　今年臨近春節，程金鑫聽見一陣敲門聲。“馬上要開始裝馬桶了！在統計人數。”時任南京東路街道牛莊居民區黨總支書記的于濱帶著施工隊站在門口。冷風颼颼，許多居民緊閉房門聽不見響動，施工隊只得打電話。電話那頭的居民很驚訝，“我從來沒用過抽水馬桶，真可以裝嗎？”還有老人懷疑，“是不是騙子？”

　　按照于濱的說法，在寧波路，一個門洞里最多有16戶人家，面積從2平方米到50平方米不等，形成了錯綜復雜的“七巧板”結構，由此設計與施工面臨重重矛盾。

　　年后，施工隊經理劉兵第一次去程金鑫家。程金鑫和愛人強調，抽水馬桶一定得裝在二樓臥室。可劉兵看了看，排布管道是個問題。街區存在大片老式民居，施工時要盡可能保護歷史風貌建筑外觀。程金鑫的房子在沿街，管道不能露在外面，走公共樓道又得重新更改房間布局，實在做不成。工程隊只好先做別家。

　　程金鑫見著鄰居家一個個完成了改造，越發焦急，每天早上出門碰到劉兵，他都想開口又覺得不好意思。直到4月中旬，一個鄰居問他，“你這里還沒好啊？這可不行！”程金鑫趕緊拉來劉兵叮囑，下周一定要給自己家搞好。

　　這時劉兵發現，木樓梯下有一個斜角，囤著老人不舍得丟的雜物。“就把這改造成廁所，我們來想辦法。這些東西我們來丟。”

　　施工方案改了三四次。每次剛挖好管道開始澆筑，程金鑫又會找到劉兵，面露難色地提出請求。

　　祖輩傳下來的八仙桌，程金鑫不舍得扔，工人們把桌角鋸掉十厘米才總算挪了出來；廁所與廚房要做隔斷，普通的木門拉開就會擠到吃飯的桌子，要改成推移式的；程金鑫又憂心，兒子的身高有180厘米，上完廁所一站起來就會碰到頂上的樓梯，工程隊只能盡力幾厘米幾厘米地擠空間。

　　起初，劉兵也覺得麻煩，時間一長，他懂得了程金鑫的“講究”。夫妻倆時刻掛記著生病的兒子，想照顧他的需求。老人還總是把衣服理得筆挺，站在窗臺邊打理著寶石花、楠木樹的盆景。

　　“矛盾是無法避免的。”于濱感慨，居民更在意的，是需求被看見的過程。午后只要施工，就有老人打來電話，“怎么沒和我們商量？”午睡時段的施工暫停了，人們這才覺得，自己的問題被放在心上。

　　六

　　如今在整個上海，官方統計里仍保留著幾十戶由于房屋使用較少或個人習慣等原因放棄加裝馬桶的居民。徐昌健說，政府既要全力解決問題，也尊重每個人的生活節奏。“如果這幾十戶后續想裝，我們也會立刻加裝。”

　　只不過，人們等待的早已不止一只抽水馬桶。

　　于濱12年前還是街道社工。在他回憶里，那時弄堂里還有許多剛退休的老人，精神矍鑠。后來他去商品房小區做了居民區黨組織書記，又兜兜轉轉回到原地。

　　“人們似乎比房子老得更快。”于濱感慨。這些年來，外地年輕人不斷涌入，許多老人已經跟隨子女遷往郊區新房，留下的人們往往更為脆弱。一位70多歲的老太太6次跑到居委會訴說：冬天她拎著痰盂下樓，在70度陡的窄木梯上手一抖，人摔了、桶翻了，臉面全沒了。

　　于濱意識到，與那些年輕的小區不同，日益蒼老的街區更需要被看見、被服務。“能給他們提供些什么”，馬桶不過是漫長歲月中的一個階段、一種需求。

　　正如陳洋所言，居住環境的改善是綜合性的，“永遠不僅只是一只馬桶”。當最基本的如廁需求得到滿足，人們對居住品質的期待自然向上生長——衛生間要有明窗，房間需要采光，從“有地方住”邁向“住得舒適、安全、有尊嚴”。這條改善之路，遠比安裝一只馬桶漫長。

　　復旦大學教授熊易寒對此觀察則更為系統：“科技創新看的是高線，要看有沒有蘋果、特斯拉這樣的頂尖企業；經濟發展看的是中線，是各類市場主體的平均水平；民生保障看的永遠是底線——最弱勢群體的生活品質到底如何。”在他眼中，“拎馬桶”正是衡量社會發展的底線指標。上海不僅要追求科技創新的天際線，守護經濟發展的生命線，更要不斷提升民生保障的地平線。

　　不用倒馬桶后，程金鑫一天的時間變長了。

　　貴州路地塊很快將迎來綜合修繕。每天早晨，他都會擦擦新裝的馬桶，再侍弄下花草。偶爾抬頭望去，窗臺框不下世茂廣場的尖頂，國際飯店湮沒在樓宇之中。

　　(解放日報 本報記者 王瀟 馮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