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并注明摘自中國新聞社中國《新聞周刊》。聯系電話:68994602)
對于目前電信運營商之間亟需解決的互聯互通障礙,中國即將拿出自己的解決之道
一項旨在拆除眾多電信運營商之間盤桓已久的“柏林墻”的政策正在悄然制定中。這項政策直指中國電信業長期以來的軟肋——互聯互通問題。在電信業大刀闊斧改革的2002年，這些冰冷的鐵幕帶來的是惡性競爭和市場混亂的不和諧音。
“新政策預計在2月底露面，電信業的蛋糕將重新切分。”新規制經濟學奠基人雅克·拉豐的弟子、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張昕竹目前領銜這個據說陣容豪華的政策課題組。張強調，這項政策的矛頭將指向中國電信業互聯互通問題的“元兇”——不同運營商的網間結算問題。
拆“墻”的時候到了
執掌中國信息產業部五年的吳基傳部長目前最為頭疼的問題就是互聯互通障礙。上個月在即將告別信產部的最后一次工作報告中，吳用了很長的篇幅來闡述目前運營商之間聯而不通、通而不暢的問題。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吳提出要用“硬措施”確保互聯互通。
張所參與制定的網間結算政策就被歸于“硬措施”之首，“這項政策將徹底改變當前中國電信業網間結算方式，也將改變現有運營商的利益格局。”他介紹說這個由信息產業部與中國社科院合作的政策課題已經聘請了國際上頂尖的電信管制專家包括他的老師來共同參加，據他透露，目前正在測試結算成本的不同模式。
而中國《新聞周刊》從中國電信、中國網通、中國聯通等幾家運營商得到證實，2月底或3月初，數種新的網間結算模式將送到運營商手中，他們將根據自己的數據計算互聯互通的成本，并選擇適于自己的模式上報信產部。信產部最終據此制定中國第一項基于成本的網間結算政策。
對于新的網間結算模式，固定運營商們早已迫不及待。“目前的互聯互通結算辦法是2001年3月21號頒布的，試行期只有一年，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新的結算辦法出臺。”中國網通監管事務部總經理崔濤說。事實上，網間結算價格體系的重新建立與新的電信普遍服務體系和電信資費調整緊密相聯，該體系的建立有望為競爭格局初現的中國電信市場混亂的競爭局面縷清一條脈絡。
而更深層的背景是，互聯互通費用還常常引發不同國家電信運營商之間的貿易戰，目前在國外巨頭還未進入之前，制訂一個與世界接軌的網間結算辦法已是當務之急。“在對外的貿易開放政策和對內的競爭政策兩個向度的壓力下，互聯互通已經被逼到一個問題不能不解決的墻角。”張昕竹評價說。
運營商“暗戰”
中國的互聯互通障礙是伴隨著新興運營商的蹣跚起步而浮出水面的，在1994年電信業改革開始祭出“打破壟斷、引入競爭”這面大旗之后，不聯不通開始成為眾多運營商們揮之不去的噩夢，而這個噩夢最終的受害者卻是消費者。
以挑戰者面目出現的中國聯通在1994年成立之初開始遇到互聯互通障礙問題，該集團互聯互通部總經理涂棟臣的工作筆記本上記滿了各種各樣的不連不通問題，他們為了直觀地表現互聯互通障礙的普遍性，曾經專門為媒體繪制了一張布滿了紅色標記的全國地圖，這些標記背后是聯通不愿意揭開的傷疤。
“幾個地方的總經理，就像楊白勞躲債一樣，業務幾乎陷于停頓。”涂介紹說。去年河南洛陽甚至出現了用戶圍攻營業廳和辦公樓的情況，一些用戶在聯通營業廳生氣地摔掉手機。在聯通CDMA業務開始呈現雪崩效應增長的10月、11月份，涂棟臣在河南鄭州與當地消協和電信管理局所做的測試中，用聯通的CDMA手機撥打中國移動時甚至出現了十播九不通的情況。而根據統計，去年在河南全省、江西差不多半個省，接入率不到10%，湖北甚至出現了百萬群眾簽名要到北京上訪的事件，最終副省長干預此事才得以解決。
與中國聯通同為新興運營商的中國鐵通，在成立的當晚，新任總經理被問到最想得到什么優惠政策時回答說：“與中國電信互連互通。”但之后不久，寧夏靈武市電信、鐵通公司職工就為光纜施工而發生“身體接觸”。
目前國內電信運營商之間的“柏林墻”已經陡然增高，從年初四川遂寧電信的“砍電纜事件”，接著是河北唐山鐵通的電纜遭剪，其后是山東聊城移動、聯通、鐵通與網通的管道之爭，在同一牌照的新老運營商之間、在不同牌照的運營商之間，“暗戰”打得一塌糊涂。
“但是目前信產部介入監管的底線是接入率小于30%，這個數字真不知道是怎么來的。”中國聯通的高級工程師賈春梅說。信產部電信管理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解釋說，“互聯互通的問題太多了，如果這個數字再提高一點，信產部就會疲于奔命。”事實上，手機用戶經常出現的串線、掉線、雜音等問題目前已經被監管部門“忽略不記”了。
“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哪里有市場競爭，哪里就有互聯互通的問題。”電信管制專家闞凱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同樣，涂棟臣總結這么多年互聯互通的工作經驗時說：“癥結就在于由于競爭引起的利益分割，而解決的方法就是加強監管。”
他認為“互聯互通原本就不是市場行為而是監管行為”。但問題也許并非這樣簡單。
免費的午餐會變壞
很多年以來，互聯互通似乎是一個誰也說不清的問題，運營商們、行業主管部門、專家們為此爭論不休。
在中國電信業版圖中競爭最為激烈的移動通訊領域，中國兩個移動通信運營商的市話業務目前是互不結算的，即現行0.4元/分鐘的雙向收費，但在這個過程中，主導運營商總是會感覺到自己很吃虧。“大網的用戶數量是小網的十數倍，大網離開小網失去的只是競爭對手，而小網離開大網則失去了生命。”信產部電信研究院高級工程師楊培芳說。國際電聯對于互聯互通有一個普遍性的結論：在互聯互通的狀況下，如果大網跟小網互不結算，在不對稱管制之下最終小網的規模將與大網旗鼓相當。
但矛盾的是，主導運營商的這種“吃虧”的感覺是不可言說的，因為這種抱怨與打破壟斷引入競爭的監管思路相悖，即便說出來也往往招致消費者的罵聲一片。“國內大網搗亂的原因在于認為自己吃虧卻說不出來。”北京郵電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呂廷杰評價說，因為大網運營商無奈地發現自己在扶持競爭對手。
而對于固定運營商，目前的互聯互通問題更是讓其一肚子苦水。中國電信監管事務部總監李如亮介紹，中國現行的本地網接續費只有0.06元／分鐘。撇開互聯互通的機會成本不說，單就本地網接續的實際成本就達到0.16元／分鐘。而這種網間結算的標準被認為是“拍腦門”的結果。
在固定運營商們看來，這種低費率的網間結算體系直接導致了惡性價格戰，惡性價格戰又造成了互聯互通不暢。以IP卡市場為例：國家現行規定IP國內長話每分種0.3元，而對固定網的網間結算價格僅為每分種0.06元，“對于IP電話運營商而言，他們的IP電話卡銷售價格只要超過國家規定價格的2折以上，他們就不虧本。”崔濤評價，令固定運營商們痛心疾首的是“蛋糕”的大部分被移動運營商切走了，他們的收入中互聯互通結算還不到4%。
但是，聯通的涂棟臣認為網間結算問題“只是皮毛”。他給出的理由是，“1996、1997年聯通幾乎包攬了跟中國電信接口局的交換機的全部費用，當時網間結算的費用非常有利于中國電信，但互聯互通的問題照樣一大堆。我們要問，我們該給的錢給了沒有？給得公平不公平？”
顯然，無論公平與否，沒有一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結算標準，這個問題還會被一直追問下去。
蛋糕的新切法
“我曾向張昕竹表示不同看法，如果現在算出一個精確的以成本為基礎的結算費的話，資費體系卻并不是完全以成本為基礎的，二者不匹配，那么運營商之間的利益關系還是不合理的。”李如亮表示了中國電信的疑惑。
事實上，從1995年左右中國監管當局就開始探索網間結算的辦法，楊培芳曾經參加了中國最早的互聯互通研究，當時國內的學者甚至想建立一個類似交通運輸中常用的噸/公里的單位——“比特/公里”來進行網間結算，“但很快被否定，信息傳輸成本跟物流傳輸成本是截然不同的”。
那么中國這次會采取哪種措施呢？目前中國《新聞周刊》得到的消息是，很可能采用“中國特色的方法”——基于“資費”即市場價格的結算辦法。這種方法的思路是：既然成本是不透明的，那就用透明的資費標準來代替它，“資費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會無限趨近于成本，而在管制的環境中也會接近成本，否則監管機構會給予懲罰警告。”闞凱力說。
事實上，這種方式要求的先決條件是資費接近成本。作為運營商一方的崔濤認為，長期以來在國內運營商中流行的國際資費補國內資費、長途資費補市話資費的局面已經基本宣告結束，目前在中國網通集團公司的收入中，長途的資費已經在事實上有了很大的降低——在總收入中不到10%，國際互聯收入只占網通的1%，而寬帶贏利的前景還遙遙無期，市話目前是持平或微利，“目前資費已經開始趨近于成本，當然這是就全國平均來說的。”
但這種價格補差的冰山遠未消融。與政府定價相對，在惡性競爭的市場環境下價格戰也導致成本很難反映在資費中。“因此如果中國采用基于資費的網間結算方式，還需要在價格進一步市場化的基礎上進行。”闞凱力評價說。而更富創意的是，目前已經被邀請參加這次網間結算政策制定的呂廷杰教授表示，中國很可能將這幾種模式結合起來，“在得到反饋后，信息產業部將綜合各方的要求在近期制定出政策。”呂說。
一個科學合理的網間結算體系將是互惠互利的競爭合作基礎，但是這僅是一個基礎而已。“人們如果樂觀地認為電信市場的惡性競爭會因此而得到緩解，未免顯得過于單純。技術問題總是好解決的，而人的觀念、體制的創新卻是在短期內難以調整到位的。”闞凱力說。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原標題：電信業拆除“柏林墻”
作者:王晨波孫麗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