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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是鄧小平南巡講話15周年，也是他逝世10周年的日子。在這個時候，從建設和諧社會的角度來重溫他的一些政治思想，仍有現實意義。
1992年1月至2月，南國春早。87歲的鄧小平不顧年邁，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進行視察，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談話。這些被后來通稱為“南巡講話”的談話，明確回答了一度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給當時有可能出現停滯徘徊甚至剎車的中國改革開放重新又注入了新的強大動力。
對民族利益高度負責
鄧小平的這次系列談話，不僅總結了中共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而且也是對他自己幾十年治國理念和豐富政治經驗的概括，由此也就成為了鄧小平理論走向最終成熟的主要標志。
那么，在以南巡講話為成熟標志的鄧小平理論中有哪些內容對于今天建設和諧社會(包括建設和諧世界)有著重大啟迪作用呢？
筆者認為首先是他對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與作用的客觀冷靜的認定。鄧小平作為一個具有真正的國際戰略思維與視野的政治家，作為一個站在中華民族立場(對民族利益高度負責)而又融入“世界公民”行列的人，具有強烈的民族復興和民族自尊意識。在對香港澳門回歸以及和平統一臺灣問題上，他立場十分明確、態度十分堅決、感情十分強烈。表示要待香港回歸日親自到那里走一走。雖然此事終成遺憾，但誰都會從這些話中觸到老人的心熱。
然而也正是出于這種對民族利益高度負責的態度，加上他對中國國力與世界格局的科學客觀觀察，使他得出了在自身的發展過程和今天的國際實力較量的格局中，中國的國際戰略和對外政策都應該采取韜光養晦不出頭不當頭的立場。這一立場是與他抓往國際政治經濟的時空機遇努力發展生產力盡快實現小康社會的思想緊密相連的。筆者認為，它與今天中國領導人希冀通過提倡“和諧世界”從而為中國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在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
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
南巡講話對建設和諧社會的現實意義還在于它既準確又鮮明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兩個相互關聯的本質特征，提出了判斷與區分國家發展道路對與錯、是與非的基本標準，以及指出了達到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的基本路徑。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有兩個，一個叫“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另一個叫“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顯然，這兩條緊密相關互為表里，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缺一不可。換句話說就是沒有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沒有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而只能是農業社會主義或村社社會主義；同樣，沒有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這一條，發展生產力的任何努力就失去了根本的社會目標。無疑，這兩條缺失任何一條，中國都不可能穩定與和諧。
對官場腐敗感痛心
因此，鄧小平也就順理成章地得出了判斷對錯是非之三大標準，即一“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二“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三“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三條既不是某些經濟學家的單純的GDP崇拜，更不是在大小官員中盛行的錯誤政績觀。
鄧小平理論的另一個高明之處還在于把實現小康社會的發展路徑與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做了有機的結合。這個路徑就是讓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通過國家政策調解和國家干預，先富幫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是一種在激發與保持社會活力的同時達到民富國強的梯形遞進式道路。任何一個務實的理想主義者都明白：如果不走從先富到共富的路徑，而要從一窮二白直達共富，那只能是平均主義的空想。
鄧小平理論對于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大啟發作用的內容還有很多。譬如在這一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論述就對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設、文化建設、全民族素質教育有著重大指導作用。又譬如鄧公對“人才”問題得不到很好解決的憂慮至今都有振聾發饋的警示意義。再譬如他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的黨和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思考仍然對今天中國政改具有指導性。他對斯大林破壞民主法制的尖銳批評，不僅是屬于政治范疇而且具有史學研究價值。他在總結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之所以反復強調讓利放權絕非一時之舉，而是對沉痛教訓和舊體制弊端的深刻反省。他把科學技術的社會作用置于空前的高度更是今天我們要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永恒示范，而他的諸多講話中所表達的誅心之痛則是官場腐敗和不正之風。
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同年10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確定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的戰略任務。
雖然他已經離去10年了，但我們都還記得與他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的時光。那是一個可以把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稱為“小平同志”“鄧大人”“老鄧”甚至直呼“小平”的時代。是的，鄧小平理論正如鄧小平本人一樣，是一種走出書齋走向大眾走向生活的理論。它雖然并不十全十美，但因為生活常新，所以這棵植于生活的理論之樹也就常綠。
(摘自香港《大公報》，有刪節；作者：秦曉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