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行統一政策的同時，如沒有留下一些能根據實際采取靈活措施的空間，國家的創新能力便會受到影響
深圳未來的發展，最值得重視的是與香港的合作。深港兩地的合作應有戰略性大思路
除了深港，中國具備條件建設世界級大都會的還有京津和上海地區
“15年了，我確實很懷念小平同志！”和兩年前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一樣，李灝又習慣性地揮舞起右手，“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地看問題，的確讓我們非常受益。”
1992年1月18日，鄧小平二次南巡時，李灝任職深圳市委書記。他于1985年到深圳主政，在特區“非常時期”一度給人以“鐵腕”印象�，F雖已久居二線，但他對“一都兩市”或“一都兩區”的深港一體化憧憬，對深圳經濟特區使命及前途的思考，從未停止過。
值此小平二次南巡15周年，作為該歷史事件的重要見證人，80歲高齡的李灝再次接受了本報獨家專訪。
如果沒有15年前的講話
《第一財經日報》：1992年小平南巡時的一個大背景，是當時國內出現改革開放“姓‘社’還是姓‘資’”等爭論。當時深圳的情況是怎樣的？作為深圳的“一把手”，您對小平南巡有著怎樣的期待？
李灝：深圳特區從建立開始到小平南巡，其間對特區的非議、反對聲音一直不斷，主要便是圍繞建立特區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特區進行的各項改革，是頂住各種壓力，冒著很大風險進行的。
這期間，我們在致力于發展以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的同時，率先進行了物價、勞動工資、國有企業、外匯、證券市場、土地住房、社會保障、行政管理監督等多方面的改革探索，初步建立起市場經濟的體制框架。
但這些改革對或不對，期待著小平同志來檢查指導。當小平同志給予充分肯定，并斬釘截鐵地說特區姓“社”不姓“資”時，特區人真是感動得熱淚盈眶。當然，我們也想將今后要做的事，向他匯報，聽取他的指示。
由于行程比較緊張，一直沒有找到更多匯報的機會。在小平同志要離開深圳的前一天，我盤算了一下，還有幾個問題我還沒有向他匯報，于是在第二天去蛇口的路上，我在車上向他匯報了今后的幾點打算：
第一，進一步放開一線、管好二線，也就是要構建一個類似香港的自由港區；第二，搞產業結構調整，發展金融業、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把第三產業作為支柱產業來抓；第三，撤銷寶安縣，建立三個區，逐步推進特區內外的農村城市化。
這三個打算當場便得到了小平的首肯。他說：“我都贊同，你大膽去干。”現在看來，其實這幾個設想都還在逐步實踐中。
《第一財經日報》：小平南巡時曾寄望深圳“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要敢試敢闖”，“你們要搞快一點”。您當時是如何理解這一精神的？
李灝：我的理解是，這句話不僅是對深圳、也是對全國講的。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心中裝的是我們整個中國和人民，想早日擺脫貧窮落后的境況，早日實現現代化。他對深圳人的叮嚀，不更是對全國的期望嗎？
小平南巡并不是我請來的，我之前曾幾次請他來深圳看看他都沒來，這次我還未來得及邀請，他就主動要來了(大笑)。
深圳成為小平南巡的目的地是必然的。因為深圳是他推行改革開放的實踐地，如果實踐是成功的，也就證明了他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是走得通的。從創建特區開始，他時刻關注著深圳每一步的發展，關注著牽動全局的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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