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2日電 題：如何用西方思維解讀《史記》？

　　——專訪美國漢學家倪豪士

　　作者 楊雅惠

　　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貫通古今的通史名著，位列“二十四史”之首。多年來，《史記》研究一直吸引著眾多海內外學者。東西方學者對于《史記》的研究視角有何異同？《史記》研究對東西方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又有何重要意義？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東亞語言文學系霍爾斯特·斯科姆講座教授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講述自己如何用西方思維解讀中國經典。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知名漢學家，你數十年來一直致力于漢學研究。你最初源于何故開始了解中國，進而接觸中文并對漢學產生濃厚興趣？

　　倪豪士：我出生于1943年末。小時候，祖母曾給我一本她上歷史課時用的舊教科書。很快，我對閱讀歷史書籍萌生了興趣。在閱讀《東京上空三十秒》(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這本書時，我了解到(1942年4月)美國對日本發動第一次空襲的情況。這本書描繪了美軍機組在轟炸東京之后，由于缺乏足夠的燃料，一些飛行員使用降落傘降抵中國的故事。這本書細致地描述了中國人民幫助這些美國飛行員逃離日軍的搜捕，并護送他們安全到重慶的經過。

　　這本書和其他一些像“飛虎隊”(Flying Tigers)這樣的故事激起了我對中國的興趣。同時，這些與歷史相關的書籍為我的高中歷史課打下了基礎。從此之后，閱讀和研究傳記成了我的主要興趣。

　　后來我在語言學校學習了中文。我的中文名字——倪豪士，也是我在語言學校的老師為我起的。之后我選擇去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深造中文。在那里，我結識了一大批華人教師，其中就有中國知名詩人和翻譯家柳無忌先生。此后我去德國波恩大學(Bonn University)留學期間，又領略到一些知名漢學家的風采，由此走上了漢學研究之路。

　　中新社記者：你研究《史記》至今已有30多年。就學術性和思想性而言，《史記》對西方世界有何獨特魅力？你認為《史記》研究對于東西方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有何重要意義？

　　倪豪士：我在德國留學期間發現，西方在研究中文時都偏重讀寫，對文本的理解水平有待提高。1989年，為了提高理解能力和知識水平，我決定和同學們一起開始翻譯《史記》。做出這一決定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從1970年代開始《史記》研究后，發現這本書仍有相當一部分沒有令人滿意的完整英文譯本。

　　我認為，譯介《史記》是中西方文化溝通的現實需要。《史記》在中國史學界的地位不言而喻，對于想了解中國歷史的西方學者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同時，《史記》本身的文學影響力也同樣深遠，沒有完整的翻譯版本將誤導西方讀者，因此我決定要譯出一種忠實的、具有詳細注解并盡可能具有文學性和流暢性的《史記》全譯本。我希望我的《史記》譯本不僅服務于一般讀者，更服務于學者與專家，進一步推動西方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研究。

　　對于西方世界的讀者來說，《史記》帶他們走進了一個不同的世界，西方世界的人可以借此對古代中國形成初步的印象，進而對中國和中國傳統文化產生興趣。

　　中新社記者：在研究《史記》的過程中，你已發表過數十篇學術論文。作為漢學家，你翻譯和研究《史記》的方式與前人有何不同？

　　倪豪士：我不是獨自研究或翻譯《史記》，而是通過小組式的共同討論來翻譯，不僅是將中國古代漢語轉換為英語，更是在用西方思維來解讀中國經典。在翻譯過程中，會盡力參考前人的《史記》研究成果和原有的《史記》譯本，并充分利用《漢和大字典》和《康熙字典》等辭書，爭取盡量準確理解每一個字的含義。

　　前人的譯本多采用自由性翻譯，盡可能少用注釋，以使譯文流暢，而我的譯本則盡力做到準確翔實、有據可查。我希望完整再現《史記》的本真風貌，包括它的史學價值與文學風格。

　　中新社記者：在你看來，西方研究《史記》的角度與中國學者有何不同？

　　倪豪士：我認為，我的漢學研究與中國學者的研究有兩個本質的區別：一是，中國學者一般對中國傳統著作及其作者有著更廣泛深入的了解；二是，他們的母語是中文，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漢賦等中國古代文體。

　　對我來說，漢學研究的基礎是翻譯。我必須將想討論的全部內容翻譯出來。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需要了解作品中每一個字的意思，但我至少需要搞清楚大概內容。柳無忌教授也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因此他在撰寫《中國文學概論》時，也選擇將所有需要了解的作品翻譯過來。而這些翻譯作品都成了我們了解那些中國古典文學的途徑。

　　同時，我在理解一些中國傳統著作時，也會從西方角度加以探討，或者將之與西方類似的文學作品放在一起進行比較文學研究，對中國文學現象做更多層面的思考。

　　中新社記者：在了解和研究中國經典的過程中，你認為漢學研究對你的個人性格塑造有何影響？

　　倪豪士：我在研究中國經典的同時，確實深受影響。我慢慢地學會了耐心以及尊重古老的傳統。同時，在中國和歐洲的一些經歷也讓我體會到身在異鄉的感覺。因此，我試著用耐心和細心來對待那些來到美國學習的中國學生。此外，我也一直試圖把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熱愛傳遞給我的學生，不論他們來自哪個國家。

　　同時，我也深刻體會到中西方在文化認知上的差異。雖然我不可能通過研究中國經典而成為百分之百的中國人，但在研究中國經典的過程中，我可以創造一種適合西方人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與歷史，用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來進行解讀，這也是令我感到非常欣慰的。

　　中新社記者：據你了解，諸如《史記》等中國經典和中國傳統文化對西方世界有哪些重要影響？你周圍熟悉的一些人對中國、對中國傳統文化，又有著怎樣的認識？

　　倪豪士：以前，普通的美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不是十分了解。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對中國經典產生了興趣。不過大多數人由于接觸中文還是有困難的，所以翻譯在這個過程中還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鑒于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一些在中國人看來無需解釋就能明白的道理，在西方人看來可能非常難以理解。因此，對我來說，將中國經典進行準確的翻譯和注釋，搭建起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就可以讓身邊更多人對中國文化典籍產生興趣。

　　我的學生選擇跟我一起學習和研究中國經典作品，就是因為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想要更多地了解這個擁有綿延5000年文明的古老國度。(完)

　　受訪者簡介：

　　倪豪士，美國漢學家，現任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東亞語言文學系霍爾斯特·斯科姆講座教授，曾任威斯康星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主任，德國、日本及中國多所高校或研究機構的客座教授。曾游學于遠東和德國，1972年獲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文學博士學位。2003年由于其在中國古典文學領域的突出貢獻，獲得德國洪堡基金會(Humboldt Foundation)終身成就獎。他是美國惟一專門研究中國文學的雜志《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i.e. CLEAR)的創辦者，并長期擔任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