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廈門3月25日電 題：陳孔立：臺灣研究“南派泰斗”

　　中新社記者 楊伏山

　　臺灣問題從哪來？臺灣與大陸之間有何歷史淵源？這是一個認知臺灣的命題，也是一個讀懂中國的命題。

　　陳孔立，則為人們打開了一扇了解臺灣的窗口。這位臺灣研究“南派泰斗”，日前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陳氏定理”的由來

　　1948年，陳孔立考入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后因戰亂，轉入廈門大學歷史系。1952年畢業后，他留在廈門大學歷史系任教，長期從事臺灣政治與兩岸關系、臺灣歷史研究，在大陸學界享有臺灣研究“南派泰斗”美譽。

　　從1962年開始涉足臺灣研究至今，陳孔立已在大陸涉臺研究領域辛勤耕耘逾六十載。而他所在的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即今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在大陸涉臺研究領域可謂獨樹一幟。1987年開始，陳孔立擔任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所長，被譽為廈門大學臺灣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圖為陳孔立。受訪者供圖

　　早期，陳孔立主要從事臺灣歷史研究，1990年出版《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1996年主編《臺灣歷史綱要》。后來，他重點研究臺灣政治與兩岸關系，曾出版《臺灣學導論》《走近兩岸》等書，2021年出版《臺灣民意與群體認同》《心系兩岸》《臺灣史事解讀》《兩岸的文化認同》等作品集。

　　其中，《臺灣歷史綱要》可謂集臺灣研究成果之大成，是大陸學者撰寫的第一部縱貫古今的臺灣通史。該書內容涉及臺灣移民、政治、經濟、文化、外貿等方方面面，時間維度從遠古橫跨至1988年，把臺灣地方史放在中國歷史長河中加以觀察，精細勾勒出臺灣歷史發展的來龍去脈。

　　在《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中，陳孔立提出“大約在1860年前后，臺灣從移民社會過渡到定居社會”的學術論斷。全國臺灣研究會會長汪毅夫稱這一論斷為臺灣史研究的“陳氏定理”。汪毅夫認為，陳孔立這一學術觀點，“在書中征引詳備、論證周延”，不僅在臺灣史研究中有多重證據可資證明，也可用于解釋臺灣史研究中的多種問題。

　　正是運用“陳氏定理”，汪毅夫在自己的專著中解釋了臺灣地方文獻里一些記載前后不一的問題。而在查考臺灣械斗史料時，汪毅夫發現史實又可證明“陳氏定理”。

　　談及《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的撰寫初衷，陳孔立說，他在與臺灣學術交流過程中，發現對“臺灣是一個移民社會”這一觀點時有爭論，一方說“移民到臺灣之后，越來越本土化，與大陸分離了”，而另一方說“臺灣移民越來越大陸化，越來越和大陸社會一樣了”。

　　陳孔立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有片面性，臺灣的移民社會是雙向型的，既有越來越本土化，也有越來越大陸化。

　　《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出版后，成為研究臺灣的必讀入門書目。臺灣學界也認為，在歷史研究方面，還需要有大陸學者加入。因此，在臺灣一些大學里，該書也是歷史學科學習的必讀書目。

　　臺灣研究的先行者

　　1987年至1994年期間，陳孔立擔任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所長，亦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副理事長，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學術委員、重大理論創新平臺首席專家。而今，他是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陳孔立心目中，他的老師傅衣凌教授堪稱廈門大學研究臺灣歷史的開拓者。他回憶道，1962年，廈門召開紀念鄭成功收復臺灣300周年紀念會，同時舉辦學術研討會。會后，作為學術研討會的組織者，傅衣凌讓他寫會議綜述，在《文匯報》上發表。

　　“這可以說是我研究臺灣的開始”，陳孔立說，從那以后，他就開始研究鄭成功、研究臺灣史，他寫的《鄭成功收復臺灣戰爭的分析》收入1965年出版的《鄭成功研究論文集》。

　　陳孔立說，研討會之后，傅衣凌教授引領大家繼續研究臺灣歷史。當時，臺灣陸續出版《臺灣文獻叢刊》309種，傅衣凌教授買到了其中的208種，“廈門大學歷史系一些老師就靠這個開始研究臺灣”。

　　陳孔立研究臺灣問題，最初專注臺灣歷史研究。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也從歷史開始。而大陸改革開放之后，臺灣學界人士“登陸”交流，多談政治少談歷史。于是，搞歷史出身的陳孔立，也將研究重心轉到臺灣政治和兩岸關系。《心系兩岸》《臺灣民意與群體認同》《兩岸的文化認同》等，就是他這方面研究的“最滿意的專著”。

　　在參與的兩岸學術交流中，給陳孔立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兩次。一次是1986年在美國芝加哥舉辦的一個臺灣問題國際研討會，陳孔立與另一名教授受邀參會。會上，陳孔立首次直接接觸臺灣學者，展開面對面的學術討論甚至是爭論。而此前，臺灣學者來不了大陸，大陸學者也去不了臺灣。

　　陳孔立說，他對這次研討會印象非常深刻，不僅因為兩岸學者第一次直接見面研討，而且認識到學術討論就是要有爭論，要敢于提出問題，敢于針鋒相對。

　　第二次是1988年1月，臺灣的“臺灣史研究會”王曉波教授發函邀請大陸學者前去參會。當時，還沒有大陸學者赴臺參會的先例，陳孔立輾轉到香港，被告知未在香港居住5年以上，不符合申請條件，辦不了赴臺手續。他只好在香港將論文傳真到臺灣，由他人在會上代為宣讀。臺灣媒體以《陳孔立文到人不到，臺海學術首開交流》為題，對此進行了報道。

　　1992年，陳孔立應臺灣東吳大學之邀，第一次赴臺參加學術研討會。在與臺灣學界、政界人士接觸時，他發現雙方有很多看法、觀點都不一樣。這使得他回來后開始注重研究臺灣民眾對兩岸議題的真實想法和心態，并撰寫了很多相關文章，讓大陸民眾了解臺灣同胞的想法為什么不一樣。

　　兩岸關系發展的踐行者

　　作為大陸涉臺研究領域的學術領軍人物之一，陳孔立在繁忙學術研究之余，積極參與、推動兩岸關系發展。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副會長孫亞夫曾盛贊陳孔立是“推動兩岸關系發展的實踐者”和“推動兩岸學術交流的開拓者”。

　　身為第一屆海峽兩岸關系協會理事、海峽兩岸關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陳孔立曾一次次為兩岸關系發展建言獻策，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

　　2006年4月19日，時任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獲廈門大學授予法學名譽博士學位，這是大陸首次授予臺灣人士名譽博士學位。而授予連戰名譽博士學位的推薦人之一正是陳孔立。

　　“維護兩岸和平穩定、推動兩岸交流合作、增進兩岸相互了解、謀求兩岸共同利益”，就是陳孔立對連戰的推薦語。陳孔立說，他本人與連戰并沒有打過交道，之所以與其他四位政界、學界知名人士聯袂推薦，主要是因為連戰對兩岸關系發展有特殊貢獻。

　　扎實的涉臺研究，使得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機構多次準確預測臺灣選舉，而引起兩岸有關方面的矚目。陳孔立認為，廈門大學對臺灣選舉結果的預測，不同于其它研究機構偏重于宏觀預測，更多是運用微觀預測方法，注重具體數據的掌握，“把具體的數字搞出來，把百分比搞出來”。

　　陳孔立十分注重對臺灣民意的研究。在已出版的眾多專著中，他自己最滿意的除了早期側重于歷史研究的《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之外，就是2013年出版的《臺灣民意與群體認同》。他說，該書是比較前瞻性的研究，“將來兩岸走向認同的時候，可能有參考價值”。

　　在陳孔立看來，認同問題是兩岸關系的核心問題。兩岸關系要解決問題，要吸納兩岸民意，走到認同。因而，他集中研究認同問題，通過比較全面的考察，提出一個論點：兩岸認同是雙管雙向的互動模式。

　　1999年，在泰國與臺灣同胞座談時，一位臺商對陳孔立說，你們要和平統一，就應該把和平統一對臺灣有什么好處講清楚，對臺灣人有什么好處講清楚。此后，陳孔立開始醞釀、思考這一問題，在不斷積累之后認為“不能只講對臺灣有好處，還要講對大陸有什么好處，大家都有好處才行”。于是，他寫了《和平統一的十大好處》一文，在兩岸產生很大反響。

　　一生堪以告慰的四件事

　　2001年，《和平統一的十大好處》獲得全國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陳孔立說，這“在我生命中是很重要的一點，因為我的勞動得到中央的肯定”。

　　在陳孔立眼里，他一生堪以告慰的有四件事，另三件是：2009年獲評全國離退休干部先進個人榮譽稱號；2011年獲得廈門經濟特區建設30周年“杰出建設者”榮譽；2015年獲廈門大學頒予“南強杰出貢獻獎”。

　　1941年陳孔立還是小學生時就住在廈門大學(長汀)，1952年從廈門大學歷史系畢業后留校工作至今，一直生活、學習、工作在廈門大學。他說，一家四代人在廈門大學(陳父是當時廈門大學圖書館主任，兒子、孫子都是廈門大學老師)，廈門大學就是他的家。

　　長期在廈門大學學習、工作，對陳孔立研究臺灣問題不無影響。曾任廈門大學校友總會會長7年的陳孔立說，福建很多人都與臺灣有關系，而且1945年以后的廈門大學畢業生，去臺灣的近500人，他大都認識，彼此都很親切。

　　“廈門比較開放，接近臺灣。兩岸交流開啟以后，廈門比較早就跟臺灣學界、政界人士接觸，這些都對我們研究臺灣產生重要影響。”陳孔立說。

　　雖已年逾九旬，陳孔立依然精神矍鑠，思維敏捷。對于外界將其稱為大陸涉臺決策重要智庫專家，他說：“我從來不敢稱自己為智庫專家，我只是立足于學術研究，把對臺灣的了解以及了解臺灣之后的看法、見解寫出來，希望我的研究對決策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