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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十年，每一個中國人都經歷了不少終生難忘的“頭一回”。頭一回住高樓。頭一回看電視。頭一回以平民的身份坐軟臥乘飛機。頭一回撒手購糧買油，不再需要仔細掂量自家抽屜里還剩多少糧票油票。頭一回得以在自己家里安裝電話,住進產權完全歸屬自己的房子。頭一回享受雙休日、長假、外出旅游。頭一回自主經營自己的

　　企業和土地。頭一回為中國宇航員進入太空而激情歡呼。頭一回親身經歷五彩繽紛的奧運盛典……這樣的“頭一回”，每一個當下的中國人幾乎都可以說上一百個，甚至一千個。當下中國人的生活可以說是由這無數個“頭一回”組成的。而正是無數個“頭一回”，構成了中國這三十年的輝煌篇章和不可、也不該逆轉的恢弘進程。

　　我也一樣。

　　頭一回見到鄧小平，頭一回親耳聆聽他老人家講話

　　已經記不清那天是晴天還是陰天了。只記得是某個并不太暖和的下午。那些日子里，我身邊的人都有些不平靜。粉碎“四人幫”和結束“兩個凡是”思維定勢的興奮極大地激發了人們勇敢面向未來、創造新生活的積極性，而中國到底要向何處去的爭論卻像林下風山中雨似的陡然而起。人們的思想從來也沒有像那段日子里顯現得那么的活躍——而同樣猛烈的忐忑，遲疑，困惑，以至憂慮，也在“折磨”“拷問”著各種各樣的中國人。

　　那天，我當時供職的單位領導突然急匆匆地通知我，馬上去參加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會。他連著說了兩個“非常”；說話時，還非常嚴肅地直瞪瞪地看著我。“地點，人民大會堂。不要遲到。不要帶照相機。”當他把入場券遞到我手上的時候，再一次鄭重地叮囑道。我忙問：“聽誰的報告？”“當然是中央領導的報告。”他謹慎地答道。“什么內容？”我再問。“通知上沒有明說。”“哪位中央領導作報告？”“去了就知道了。”他簡短地、用不容再多問的口氣答道。當時我調到北京工作時間并不太久，但也已經懂得，涉及中央領導的重大活動，事先是不能多問的。但我還是有些激動。他的神情和語氣，使我意識到來作報告的可能會是“中央主要領導”。而且很可能是“鄧小平同志”。

　　我急速地騎著自行車趕到人民大會堂。現場氣氛果然非同尋常。我的座位在三樓最靠后。待我坐下，整個萬人大會堂，上下三層已經黑壓壓地坐滿了同樣匆匆趕來的人。我悄悄一打聽，大都是各中央單位和軍隊的各級主要負責人。還有北京市各機構的負責人,而且大都是突然接到通知與會的。大家的神情似乎都有些緊張和肅然,都有一種似乎要發生什么重大歷史事件的預感。不一會兒，全場便肅靜了下來,變得鴉雀無聲。已經記不得是誰宣布報告會開始的。報告人果然是鄧小平同志。和以往大會不一樣的是，我記得那次主席臺上，并沒有上來許多領導,記憶中好像只有小平同志一個人。他語調雖然平穩，神情雖然一直保持著他慣常的那種從容不迫,但那天，他針對當時國際和國內出現的一股要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否定社會主義大方向的輿情，嚴正指出中國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發出號召，一定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現在已經記不清那天老人家講了有多長時間,當時我完全顧不上看表。只覺得自己因為激動，渾身一直在微微地顫栗著。這是我平生頭一回見到真人鄧小平，更是頭一回親耳聆聽他老人家講話。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關鍵時刻，我，一個極其普通的作家有幸“近距離”參與一次有可能改變中國當代歷史進程的重大歷史事件，親自見證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對中國的歷史進程發出了一個可以說是力挽狂瀾的號召……說實話，事隔多年，我才漸漸感悟到那天晚上，我親歷的那次大會，親眼所見的報告人，親耳聆聽到的那個報告，對整個中國，對每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普通百姓所蘊含的那種歷史性的重大現實意義……

　　而這是我這一生唯一一次見到他老人家，以后，再也沒見過他……

　　頭一回以一個普通作家普通公民普通知識分子的身份，步行著，參加人民大會堂高規格的晚會

　　后來，又過了一些年，我曾接到了一份更為精美的大紅請柬。單位的領導告訴我，這是新一屆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邀請一些在京的知識分子，到人民大會堂共度中秋之夜。

　　說實話，從未擔任過任何領導職務的我，平生從未享受過如此高的禮遇，也從沒有參加過如此高規格的“晚會”。我難免會想到，這肯定不只是標志黨和國家對這幾百名在京知識分子個人的尊重，它更標志著新時期對知識和所有知識分子的重視和禮遇。和請柬一起交到我手上的還有一份由晚會組織者印發的專用特殊“停車證”。按慣例，參加這樣晚會的人，似乎都會乘坐專車“蒞臨”。但我偏偏只是個沒有任何官職、又沒有其他政治身份的普通作家。而那天下午，我又在單位以外的一個地方參加一個作家聚會。我當然不好意思讓聚會的組織者為我派一輛“專車”。如果我向本單位“申請”，我想本單位是會愿意派專車送我去參加那樣的晚會的。但轉念一想，我還是沒去“申請”。這不僅僅是因為多少年來，無論是因公還是因私，我從來沒有向本單位提出過這樣的“申請”，更是因為我想試一試，新時期了，究竟能不能以一個普通作家普通公民普通知識分子的身份，步行著，進入這樣一個外圍戒備森嚴的最高層次的晚會會場？于是我乘著公交車去了。

　　下了車，步行到人民大會堂附近，果然遇到了警衛線。身旁一輛又一輛攜有特殊停車證的高級小轎車從我身旁緩緩馳入警衛線。我走到警衛面前，掏出請柬和停車證。警衛們稍稍地愣了一下，打量了我這個完全是平民裝束的人一眼，他們大概從未遇到過手持特殊停車證，卻又步行前來的人。但他們不僅沒有攔我，甚至都沒盤問我。于是，我舉著特殊停車證繼續向前走去。從第一道警衛線到巍峨的大會堂臺階前，大約總有一百來米吧。中間應該還有兩道警衛線。還遇到一些警衛和晚會的工作人員。但無論是乘坐高級轎車前來的，還是像我這樣踽踽步行前來的，警衛和晚會的工作人員都給予了同樣的尊敬和禮遇。我就這樣闊步走進了人民大會堂眾多小禮堂中燈火最輝煌的那一個。我想，當天晚上，可能再沒有人是像我這樣高舉著特殊停車證而步行走進這森嚴的警衛線的。但是，那天晚上也可能沒有人比我更真切地感受到新時期，在中國的“心臟部分”對知識的尊重和期待了……

　　頭一回在外國記者面前，展現新時期中國作家的新風采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一部反腐題材的長篇小說和電視連續劇《蒼天在上》在中央電視臺播出。這是第一部在中央電視臺一套黃金檔播出的涉及副省級干部的反腐作品，在社會上引起比較強烈的反響。

　　電視劇播出期間，一家著名歐洲媒體的記者突然打電話給我，提出要到我家來對我進行“專訪”。她把電話直接打到我家，而且提出馬上就要來。這是頭一回有外國記者提出要采訪我。按以往的老例，接受外國記者采訪，是要事先經過組織批準的。但我覺得，如果我在電話里對這位外國記者說，請你們等一下，讓我去請示一下領導，她一定會覺得中國的改革開放并沒有為中國帶來更多的新氣象，會讓他們覺得中國的新時期對知識分子的約束和限制仍然非常嚴重。這會是一件很丟我們中國人臉的事。于是我就咬咬牙，當即答應了。

　　那天，門鈴一響，我一開門，嚇我一大跳，那外國女記者不僅自己來了，還帶來兩組人馬，在我那并不寬敞的門廳里架起兩部碩大的電視攝像機，要對采訪進行現場電視實錄。未請示就“先自”應允外國記者對自己進行口頭采訪，已屬“違規”，現在又擅自讓外國記者進行電視采訪，況且我還沒有任何跟外國記者打交道的經驗。萬一自己有什么話說過頭了，一言一行都會被攝像機記錄在案，再被他們拿到國外去播出了，如何是好？此時此刻，是以“你們事先沒告訴我要進行電視采訪”為由，斷然拒絕他們，還是拿出新時期中國作家的新風采，大膽接受她們的采訪？當時我確實出了一身冷汗，但還是接受了采訪。

　　事后我很忐忑地報告了單位領導。沒想到，事后任何方面任何人都沒有對我進行任何批評。甚至沒有任何人來過問一下這件事。事情非常平靜地可以說是毫無波瀾地過去了。好像事情本身就應該是這樣的：時代不同了，現如今，中國的作家，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充分保障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完全可以以自己的面目去面對這個世界，向這個世界充分敞開自己的心扉，充分表達自己的思想。

　　頭一回擁有一個三居室的住宅，頭一回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書房

　　還有一件事，也是讓我刻骨銘心的。我是一個作家，多年來，在生活上，唯一的奢望就是能擁有一間書房。但對于我們這些自打結婚以后，全家人就一直在一間屋子里生活的平民階層來說，這種愿望豈但是“奢望”，簡直就是個“天方夜譚”的夢想。

　　有一年我母親到北京來看我們。一開始，我們全家老少三代五口人擠在一間十二平米的屋里，實在不方便。后來，我和妻子就在公用廚房的水池上加了塊板，晚上我倆就在那充滿油煙和潮濕的板上打鋪過夜。蜷縮在那極窄小的板鋪上，我和妻子心里真的跟打翻了五味瓶似的，辛酸苦辣澀，說不出是什么滋味。那時也在想啊，什么時候能有一間書房呢？如果有了書房，我們應該怎么布置它呢？是不是也能像古代的文人一樣，窗前幾枝竹，燈下一壺酒，在書房里想寫到什么時候，就寫到什么時候，再不用擔心吵了老人和孩子……后來，聽說和我們同住一個單元的鄰居要回老家去。我想把她住的那間房臨時借過來用一下，雖然談不上做“書房”，總能讓蜷縮在廚房水池子上的我倆晚上伸直了腿腳睡個安穩覺。為此，我媽媽一直覺得于心不忍。我媽媽甚至含著眼淚去懇求過那個鄰居，希望她能把房間暫時借我們一用。但是那位鄰居確也有她的難處。最后她還是把房間借給了她自己的朋友。得知這個消息的晚上，我媽媽哭了。她不忍心再讓我和妻子蜷縮在廚房水池上過夜，便早早地離開北京回老家去了……那時候，我覺得中國作家要擁有自己的書房，肯定是一個癡人說夢的事。

　　幾年后，工作單位開始分房。新房在勁松，離我工作單位大概有二十來公里遠。單位同事習慣住單位附近，都不大愿意去遠處。我坦然要下了擁有兩居室的新房。媽媽的眼淚和蜷縮在水池子潮濕木板上的日子讓我覺得，遠，對于我們不是最困難的事。當時雖然能睡到正經的床上去過夜了，但還是不能實現書房夢。但這時，我對自己的“書房夢”多少已經有了一點盼頭，盼著退休前能有一間小小的書房。

　　應該說，沒有等到我老，離退休還有很長很長的時間，我終于擁有了一個三居室的住宅，可以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書房。當時的新居在六里橋。樓下沒有像樣的馬路，路旁還沒有路燈。書房窗外當然不會有兩三莖竹，燈下也沒一壺熱酒伺候。從書房窗戶里看出去，遠處是一片農田，還有老槐樹和枝葉飄拂的旱柳。但是這畢竟是真真正正的“書房”了啊……

　　又一個十年過去了。我離開了六里橋。當年爛泥馬路的六里橋，現在已成了北京重要的交通樞紐西客站的所在地，極繁華的去處了。在此同時，中國有多少個作家都圓了書房夢了呢？應該不止一個兩個十個八個百個千個了吧……

　　我們為擁有這樣數不清的“頭一回”而驕傲，但也不能忘了還有另一種“頭一回”要我們一起來警惕

　　是的是的，我們為擁有這樣的數不清的“頭一回”而驕傲。但是，確實也不能忘了還有另一種“頭一回”是要我們一起來警惕的。

　　比如說“追討農民工工資”，這也是我們過去從未經歷過的事情啊。前些日子，我看到某電視臺評選今年的十大法制人物，其中有一個是某地的工會副主席，他一個人一年來為一萬個民工追回了近一千萬元的工資。農民工常常拿不到應拿的血汗錢，這事我早知道。但是一個工會副主席一年居然能為一萬個農民工討回工資，這真還是我頭一回聽到。這個副主席能為農民工做這樣的善事，大德啊。但反過來想想，在一個案例中就有一萬個農民工遭遇被人克扣工資的厄運。全國能有多少農民工在為自己的血汗錢呼號哭泣？當時我真的呆坐在電視機前了。今天為什么還有這樣的人，自己靠農民工致富了，卻不能善待這些在風里雨里腳手架上流血流汗的同胞兄弟姐妹，還要克扣他們的血汗錢？我又想到那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高高的三樓后排座位上，聽小平同志講改革開放，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他的從容，堅定，沉著，帶著濃重四川口音的話，字字句句在告誡我們，還是要為人民著想啊。

　　前兩天到一個大學去搞講座，然后順便為自己剛出的一本新書《命運》做簽售。不一會兒，一個瘦弱的女生擠到我面前，說了這樣一句話，讓我心酸不已：“陸老師，我是個貧困生，沒有錢買你的書。你能在這張紙上給我簽一個名嗎？”說著，她遞過來一張小小的皺皺的白紙……當時，我的眼眶立刻就濕潤了。她怯怯地站著，顯得那么愧疚。難道此時此刻，感到愧疚的應該是她嗎？一時間我真不知道對她說什么。我想，我應該對她說的，大概只有這樣一句話：來，年輕人，讓我們攜起手來，好好干，把中國的改革開放繼續下去。要知道，中國的改革開放僅僅搞三十年是遠遠不夠的啊！！

　　陸天明　1943年出生，祖籍江蘇南通，生于昆明，長于上海。國家一級編劇、作家。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和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會員。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陽》、《木凸》、《蒼天在上》、《大雪無痕》、《黑雀群》、《省委書記》、《高緯度戰栗》,中篇小說集《啊，野麻花》,電影《走出地平線》,電視劇《華羅庚》、《李克農》、《上將許世友》、《不散的軍魂》等。獲中國電視金鷹突出成就獎、全國百佳電視工作者獎和國務院特殊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