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使中國進入了可稱為盛世的現代化經濟起飛的“黃金時代”——這就是當代中國的大局所在，是中國發展的大勢所趨。為了真正洞見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意義，了解中國共產黨破解了哪些歷史與現實難題，我們應當把它放到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背景中去，把握以下三個參照系，層層深入地進行對比研究，從而揭示出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所起的偉大作用和所擔負的歷史使命。
A第一個參照系：新中國建立50多年來三大階段之比較
改革開放新時期是新中國建立以來最為輝煌的黃金時代，不僅根本扭轉了中間一段低潮時期的社會經濟停滯狀態，而且也從總體上繼承并超越了新中國建立初期的偉大探索——這就是歷史的結論。
新中國建立50多年來，大體上可劃分為三大階段：“新中國建立初期頭8年——曲折發展22年——改革開放20多年”，總的來看是一條“高——低——更高”的螺旋曲線，最終迎來了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黃金時代”。其中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現代化起飛初始階段，90年代是中國現代化起飛的加速階段，也是關鍵時期、黃金時代。改革開放20多年與曲折發展的22年相比，無疑是帶根本性的歷史轉折和歷史進步。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巨變，這主要表現在：
一是根本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工作重心，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重新起步；二是實現了經濟體制的根本轉變，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型體制，解決了蘇聯東歐未能解決的歷史性難題；三是與經濟改革相適應的政治體制改革逐步展開，發展社會主義新型民主，建設法治國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政治文明的建設目標與顯著特色；四是中國共產黨的建設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得到了日益高度重視與大力加強；五是九億農民走上了聯產承包制的共同富裕之路，兩千多萬家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開辟了一條中國工業化與農村社會化的新道路；六是對外開放使中國經濟煥發生機并成為世界上居第六位的外貿大國，進出口額已占國內生產總值45%左右，成為開放度最大的國家之一；七是文化教育走向百花齊放、萬紫千紅；八是中國社會生產力正在發生從傳統型到現代型的變化，國民經濟以每年9%左右的速度持續發展；九是中國綜合國力顯著增強，200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迅速上升到世界第六位；十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
改革不僅是體制轉換的革命，而且是解放生產力的革命，是擺脫貧困、走向共同富裕的革命——或許這就是“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深意所在吧？改革開放20多年同新中國建立初期頭8年相比，同是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高峰時期、黃金時代，但不僅持續發展的時間更長了，而且質上更高了。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以實事求是的理論勇氣和開拓創新的實踐精神，解決了一系列歷史遺留的大問題，回答了人們關心的許多現實重大問題，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達到了全面的質上的提高。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是根本突破蘇聯僵化模式、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方向更加明確了；二是中國現代化的目標更明確、更全面、更系統了，從“國家工業化＋農業近代化”，發展到四個現代化，乃至全面整體系統的現代化；三是指導思想上有重大的繼承發展，從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發展到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在此基礎上，江澤民同志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可見，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不僅同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實踐相結合，而且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相結合；四是體制現代化的總體框架更加明確了，新中國建立初期實質上是按照新民主主義論的建國大綱，以新民主主義經濟為主體，加上新民主主義民主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精神文明為兩翼，進行體制建構的，但當時根本未能形成“新民主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改革開放到了20世紀90年代，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新概念，并以此為主體，加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民主政治、新型精神文明為兩翼，作為新型體制的總體框架；五是對外開放更大膽、更全面了，從當時條件下“一邊倒”式的局部開放，發展為新形勢下的全面開放，沿海沿江沿邊沿路全面開放；六是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持續性大大增強，中國經濟以每年9%的增長速度，已保持20多年的持續發展，而且可望這種持續發展不斷出現新局面，基本上實現現代化。
改革開放新時期是新中國建立以來最為輝煌的黃金時代，不僅根本扭轉了中間一段低潮時期的社會經濟停滯狀態，而且也從總體上繼承并超越了新中國建立初期的偉大探索——這就是歷史的結論。
B第二個參照系：中國近代160多年來比較
改革開放新時期是社會安定統一、經濟高速發展、中國人民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的黃金時代。
第二個參照系是近代160多年來中國發展道路的對比，尤其是跟鴉片戰爭以來舊中國上百年的發展史對比，改革開放的新中國正處于經濟起飛的黃金時代，也是近代160多年來的發展之巔。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這109年的中國近代史，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殘酷壓榨中國人民的血淚史，是中國落后挨打的國恥史，是一部內憂外患、備受煎熬的中華民族磨難史，也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前仆后繼、奮起反抗的民族斗爭史、階級斗爭史。
在這100余年間，經濟發展最迅速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日本全面侵華之前的這段歷史機遇，大體上是1920年—1936年這16年間。有些中外學者把這個階段稱為中國民族資本、民族工業、民族經濟發展的“黃金季節”。但即使如此，也只維持了十來年，就被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所打斷，“黃金季節”成了“曇花一現”。這16年是近代100余年間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日本入侵后則因戰亂而使中國經濟走向衰弱。從這一意義上，可以把這段時間稱為舊中國民族資本、民族經濟的“黃金季節”。
無論從發展的速度、持續的時間、發展的廣度和深度來看，舊中國的“黃金季節”與新中國改革開放的“黃金時代”，都是很難相提并論的。
因而可以進一步講，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不僅是新中國建立50多年來經濟發展最快最好的“黃金時代”，更是近代中國160多年來經濟發展最快最好的“黃金時代”。
C第三個參照系：和“文景”、“貞觀”、“康乾”三大盛世比較
中國秦漢以來上下兩千余年間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這三大盛世的對比，足以說明改革開放使中國走進五千年文明史中發展最好的鼎盛時期，是大變革、大發展的“黃金時代”。
講到中國歷史上的輝煌，特別是社會經濟發展上的高峰時期，人們往往首先矚目于漢朝初年的“文景之治”，唐朝初期的“貞觀之治”，清朝中葉的“康乾盛世”。三大盛世的共同特征是：社會生產力增長較快；多民族國家政治局面的統一穩定；科技文化繁榮昌盛；國際交往領先一時。這三大盛世的歷史輝煌、歷史成就、歷史經驗，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歷史智慧、政治智慧、哲學智慧，是民族智慧在歷史實踐中的體現，也是封建社會中所能達到的輝煌頂點。然而，這三大盛世卻都有兩個不可逾越的根本局限：第一，它們雖然分別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早期、中期、晚期，把有中國歷史特色的封建經濟、君主專制、封建文化發展到極致之點，卻是“有增長、無發展”，只有社會經濟的恢復和量的擴張，卻沒有科學技術與生產力的革命，沒有社會經濟形態的根本變革(當然，這是一種歷史的局限性，不應苛求)；第二，由于缺少科學技術與生產力的革命，因而經濟增長的速度，實際是相當有限的，不能說得過于理想化。
而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以每年接近10%的增長率，已經持續發展了20多年，還可望再持續10年、20年，從而基本上實現生產力的革命和現代化的起飛，實現走向現代化這個跨越世紀、跨越千年的時代課題。這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將代表21世紀的世界新型文明主潮。因而，無論就社會經濟發展的質而言，還是量而言，這三大盛世都難以和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偉大創新相比。
站在這樣的歷史關頭，回首中國歷史發展的九曲黃河，縱觀上述三大盛世，我們的確應當說：“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中國現代化起飛，在不很長的時間內，走完了西方近代發達國家二三百年走過的歷史道路。因而，在一段時期內，矛盾集中、問題集中、困難集中，幾乎是在所難免的，怎能用“太平盛世”的一般標準，來簡單化地衡量呢？
“仙人執玉尺，量君多少才”。我們如果把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三代領導集體，放到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發展長河中，那么，我們既可以發現這三代領導集體之間的一脈相承性，又可以發現他們每一代領導集體與時俱進的開拓創新性。
綜觀50多年來的這一多彩的歷史畫卷，我們確信這樣一條不可動搖的歷史大道：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使中國站起來了，一個獨立自主、社會主義的中國開始出現在世界東方；
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使中國富起來了，改革開放使中國人民告別貧困，奔向小康；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使中國強大起來了，在鄧小平理論旗幟指導下，在體現“三個代表”要求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必將實現中華文明的綜合創新與現代復興。
(來源：《北京日報》2002年11月11日《理論周刊》，作者：北京大學教授、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王東，原題：《中國共產黨怎樣破解了歷史與現實難題》，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