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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保姆目前不屬于正規就業，不在《勞動法》的管轄范圍，而相應的法律規范又缺失，一旦出現意外，就是雇主、家政服務員和中介公司的“三輸”
記者/何忠洲
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最近在一場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中敗北。
原因在于：由茅任法人代表的非營利性組織富平家政服務中心派出的家政員(保姆)在照看一個兩歲的小女孩時，小女孩意外死亡。
富平派出的家政服務員雷維菊在公安機關所做的筆錄顯示當天的情景是這樣的：2007年2月7日中午12點，雷給兩歲的女孩顧家祺喂完飯。往常，孩子吃完飯會在客廳玩兒，雷去收拾碗筷。但是那天孩子卻始終站在沙發前。雷于是問孩子是不是肚子不舒服，并給孩子揉了一下肚子。這個時候孩子突然吐了。雷于是給孩子換下被弄臟的衣服，在將孩子放到沙發上后，她把臟的衣服拿到衛生間。還沒出來，突然聽到一聲響，出來一看孩子倒在地上。孩子頭上出現一個包。雷于是趕緊給孩子媽媽秦麗打電話，秦讓她先送孩子上醫院。雷抱著孩子來到樓門前，正好遇到鄰居開車回來，鄰居送她們到了通州區的醫院。在搶救過程的中，秦麗趕到醫院。醫院搶救覺得不行，叫120送到北京市兒研所。在兒研所搶救還不行，又打120送到天壇醫院，這孩子在第二天凌晨三點去世。
盡管茅德高望重，他所牽頭創辦的富平家政服務中心為非營利組織人所共知，盡管律師在法庭上再三辯稱，富平家政服務中心只是一個中介組織，保姆與雇主之間的人身損害賠償不應由它來承擔。9月20日，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一審仍然判決富平家政服務中心敗訴，富平家政服務中心要為顧煒、秦麗夫妻兩歲女兒的死亡負責，承擔53萬元的賠償。
法院判決后，茅于軾在其博客上發出“無妄之災”的長嘆！他的合作伙伴、富平家政服務中心理事、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湯敏說，這也是自2002年創辦以來，富平家政服務中心面臨的又一生死考驗。
而10月10日，當北京家政服務協會舉辦的“防范和化解風險，促進家政服務業健康發展”研討會在齊魯飯店討論富平的訴訟案時，認為富平不應該承擔如此重的賠償責任成為一致的看法。
家政服務中有關家政服務員、客戶、家政服務公司三方牽連而又矛盾的關系，直逼這個始終無法長大的行業癥結。
富平訴訟中的家政三方
這是處在同一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三方。
雷維菊，女，甘肅人，家里有一個10歲的孩子，丈夫有病不能打工，所以她出來打工。
和中國大部分家政服務員一樣，作為非正規就業，她面臨著一系列的風險。這種風險不惟源自遠離家鄉，無依無靠，也有當了住家保姆后，要面臨的一切風險。
這里有工作中受到人身傷害的風險，也有遭受歧視甚至打罵的風險，還有被拖欠工資的風險。
“北京打工妹之家”針對京城10家家政服務公司206名服務員所做抽樣調查說，至少10%的保姆曾遭受過性騷擾。以至于在北京市工商局公布的《北京市家政服務合同》示范文本上，要寫上“尊重服務員的人格尊嚴及勞動，不得歧視、虐待或性騷擾”，“雇主不能安排服務員與異性成年人同居一室。”
他們的外出成為中國勞動力轉移的一大部分。據北京家政服務協會會長李大經介紹，目前從事家政服務行業的人員達到1500萬，而住家保姆，基本上是來自貧困地區的農村婦女。
今年年初，在甘肅省政府扶貧辦、婦聯和富平技能培訓學校簽訂了招工合同之后，未付一分錢，在當地政府的帶引下，雷維菊來到位于通州的北京富平技能培訓學校，在那里，學校開設家居清潔、衣物洗滌熨燙、家庭烹飪、老人病人護理、嬰兒保育等課程。
在進行了一個月實際操作的培訓后，雷維菊的這些科目得分均在3分(滿分5分)以上，其中老人病人護理、嬰兒保育兩個科目，成績均為4分。
這一成績表明，雷達到了家政服務員的基本標準，可以進入家政市場了。
此時正值中國的保姆荒差不多在所有的城市蔓延的時候。有關資料顯示，我國城市家庭約有8000萬左右，65%以上的家庭有用保姆的需求。而僅家政和社區服務一項，全國大中城市目前就有近一半的缺口。
家住通州的商務部機關服務中心企管部干部顧煒也正在尋找新的保姆。之前，顧家曾經用過兩個保姆，但都沒有干長。
富平家政服務中心將雷維菊和顧家連接在了一塊。
富平家政服務中心是北京家政服務行業里的一個異類。
據北京家政服務協會會長李大經介紹，目前在國內的家政服務市場，共有四種經營模式：
完全直營的模式；經營連鎖模式；以安排北京下崗失業人員為主，以計時服務為主的經營模式；以培訓為依托，培訓和服務相結合的經營模式。
富平家政服務中心正是后一類的代表。作為一個非營利性機構，富平的特點在于：
“民辦公助”(民營性質，但是得到國家扶貧等款項的支持)、“前店后坊”(工商注冊于北京東城區的富平家政服務中心，背后依托于在北京通州區民政部門注冊的富平職業技能培訓學校)、“前店后坊之后續管理”(富平家政服務中心派人督導檢查家政員的工作情況)。
這個在山西試行小額貸款的龍頭水基金基礎上創辦的中介公司，是中國經濟學家放下身段進行實際操作的一次嘗試。2003年12月13日，國家扶貧辦主任高鴻賓在“貧困地區民工培訓就業新模式研討會”上如此盛贊年近八十的茅于軾：“經濟學家大多喜歡說空話，但茅于軾例外。”他甚至指著湖南和安徽的扶貧工作人員說：“明年你們要送1000名學生來富平學校培訓，這可以當作行政命令。”
按照最初的設計，富平定位為非營利機構，實行股份制，股東投資不分紅，辦學收入用于學校發展。茅于軾和湯敏集資數十萬元，分別占股26%和25%，為兩大股東，茅于軾兼任董事長。中信集團國際經濟咨詢公司資深顧問沈東曙占股19%，出任富平學校校長兼執行董事。
大多數家政服務公司在拿了中介費后，不會對保姆們進行什么培訓，也不會對保姆們后來的遭遇和行為負責。而富平不同。
在家政員們進京后，富平會對她們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培訓。然后又保證她們的就業。在她們進入市場后，為避免遭受工資拖欠的問題，由富平家政服務公司和客戶簽訂合同，保姆每個月的工資打入公司賬戶，公司再轉給保姆。
除去第一個月的試用期工資為700元外，雷維菊每個月都能拿到750元的報酬。雷維菊前期培訓所需要由自己出的150元，在正式上班一兩個月后還給富平。同時，富平每個月派人前往督導檢查，為此，富平家政服務中心每個月收取客戶50元的合同后期管理費。而顧家對所聘用的保姆有意見，也是直接向富平家政服務中心反映。
五年來，和地方政府合作，富平一共培訓了一萬多名婦女，基本上全部有了工作。茅于軾說：五年來現在她們的平均月工資已經達到一千元。如果這一萬人都繼續在工作，一年創造的GDP將超過一億元，為政府創造稅收約兩千萬元。
假如不出意外，這是一件三方皆大歡喜的事情。富平家政服務中心的這種運營模式受到普遍的贊譽，李大經即認為：這種模式是中國家政公司發展的一個方向。
在被法院判決53萬的賠償金后，茅于軾說：一個注冊資金僅僅3萬元的小機構怎么賠得起5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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