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周刊丨“天價救護車”事件涉事醫院被罰款五千元 患者轉院“路”難在哪？

　　當患者病情危急需跨省轉院，他能乘坐哪種救護車？能叫120嗎？現實給出的答案，可能跟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樣。

　　今年4月，江西的唐先生孩子身患重病，需要從南昌轉運到上海，經診治醫生聯系，一輛救護車以2.8萬元價格承接了這趟1600公里的轉運。然而事后，唐先生發現，這兩萬八轉入的是司機個人賬戶，并且沒有費用明細與發票。他這才得知，這輛車并非來自120或就診醫院，而是屬于另一家民營醫院，他的投訴也就隨之而來。

　　這起引發高度關注的“天價救護車”事件，本周有了新進展：涉事司機是該民營醫院的員工，他在標價之外，加收了1.7萬元，這家醫院也因管理不善被罰5000元。面對這樣的處罰結果，有人提出了進一步的疑問，如此緊急的轉院，為何不能使用120急救車？當前，這類需求究竟由誰來滿足？能不能滿足？這個市場又該如何進一步規范？《新聞周刊》本周視點關注：轉“患”之路。

　　01

　　本周，南昌“天價救護車”事件迎來后續，涉事的南昌贛醫醫院有限公司，被當地市場監管局處以5000元的行政處罰。該事件，發生在半年前的4月4日，唐先生的孩子因嚴重心臟問題入住江西省兒童醫院，病情始終未見好轉。4月8日晚，唐先生提出轉院至上海某醫院，并請主治醫生幫忙聯系救護車。約一小時后，救護車抵達，司機在了解病情和目的地后，向唐先生報價28000元。

　　唐先生：我母親、我自己、我爸都很震驚。我母親問他怎么這么貴，能不能便宜點，司機也沒說話。我當時很心急，我就說不管什么兩萬八、幾萬八，先走。當時我們也一直以為那就是江西省兒童醫院的救護車，沒有說是外面的。

　　據江西衛健委此前通報，當晚，省兒童醫院派出了兩名醫護人員隨車護送，并提供了俗稱“人工肺”的ECMO等相關設備和藥品。醫生的陪同，讓唐先生以為，救護車是屬于省兒童醫院的。

　　唐先生：從重癥監護室把這些設備搬到救護車上，設備是醫院的，設備搬上救護車之后，我再給他錢。其實是空車過來的，空車收了我一萬四預付款，到了上海的醫院之后，再收一萬四尾款。

　　唐先生向司機的兩次付款，都沒有收到發票，也沒看到收費明細。事后，唐先生索要費用明細時，省兒童醫院才向他明確，救護車屬于一家民營醫院南昌贛醫醫院有限公司。南昌市市監局的處罰決定書顯示，涉事司機是私自駕駛了掛靠于該醫院的一輛救護車進行轉運，而且他們在公示的“救護車費”之外，違規加收了一萬七千元。

　　中國衛生法學會副會長 鄭雪倩：救護車是在民營醫院，它也具有了備案，但是它可能沒有攬不到什么活，所以可能就跟大醫院合作。但它怎么運行，我覺得掛靠的醫院是要對它進行監督管理。

　　據江西省衛健委此前通報，由于省兒童醫院無符合跨省轉運條件的救護車，診治醫生才聯系了民營醫院的救護車。另有媒體報道，醫生之所以沒有聯系南昌急救中心的120救護車，是因為120救護車裝滿各類儀器，無法轉運攜帶呼吸機和ECMO等設備的病人。

　　中國衛生法學會副會長 鄭雪倩：我們國家都是按照市、省來管理的，救護車是屬地管理，每個區域按照每個區域的規劃來進行。如果沒有區域和規劃的話，它可能工作中會混亂，我可以到那省，這省我可以不派車，這樣不就混亂了，誰來保證呢？

　　類似于南昌“天價救護車”事件，肺移植專家陳靜瑜經歷的一次病患轉運，更為艱難。今年6月，一名患者需要從上海轉運到杭州接受肺移植，遇到的難題就是，上海的120救護車不能離開本市。

　　國家肺移植質控中心主任委員 陳靜瑜：上海的120說它不能出市，沒有這個可能。所以家屬多方打聽，前前后后總共花了兩周的時間，找了一個民營轉運的救護車才完成了轉運，整個費用13.5萬，他是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余地，為了救命，所以他也能夠接受。

　　2014年施行的《院前醫療急救管理辦法》規定，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網絡醫院，不得將救護車用于非院前醫療急救服務。為了保障120在屬地的急救能力，包括患者轉院在內的其他照護類轉運需求，不在急救體系之內。

　　中國衛生法學會副會長 鄭雪倩：在這個法律規定里強調的是要保證院前急救工作的落地，比如說120它就是專號專用，它的職能和工作性質都是要保證院前半徑的搶救工作，而不是非急救的醫療轉運。所以政府必須要考慮要滿足，在每一個區域大概一個多大的半徑下，比如15分鐘呼救以后，急救車就得到達。

　　因此，像陳靜瑜接收的這位患者，只能依靠民營公司完成轉運，只有這類不屬于120急救網絡的救護車，才能夠承擔跨省轉運任務。患者因呼吸衰竭，需全程使用呼吸機和ECMO等生命支持設備，這些設備經歷了從上海醫院到救護車，從救護車到杭州醫院的兩次切換，也讓患者承擔了更高的風險。

　　國家肺移植質控中心主任委員 陳靜瑜：民營的轉運機構也讓家屬要簽署知情同意書，甚至風險自己承擔的責任承諾書，就是萬一在轉運的過程中，呼吸機、ECMO出現問題或者要搶救導致意外的風險，家屬來承擔風險。

　　國家衛健委突發事件衛生應急專家咨詢委員會 武秀昆：因為有剛性需求，總要有人去做這項工作。嚴格講按照《院前醫療急救管理辦法》的規定，第二十七條規定，120及網絡成員單位不能做。醫院的職能，據我了解似乎也沒有這樣的職能和職責，那這項工作究竟誰來做呢？

　　遇到這種患者需要轉院的情況，大多數人希望的，肯定是叫120急救車，畢竟120由政府急救體系保障，調度也更規范，但現實是，很多地方的急救體系只管“救”，不管“轉”；只負責“短平快”，不承擔“長距離”，所以這類需求，就歸到了“非急救轉運”的范疇。問題恰恰出在這里，由于缺少統一的服務標準和價格監管，“非急救轉運”在很多地方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正規的機構規模小、數量少，所謂的“黑救護車”就趁虛而入，低價誘騙，中途勒索，設備形同虛設，甚至醫護人員也有冒充的。巨大的需求缺口下，供給端如何規范？這，是亟待破解的難題。

　　02

　　120急救車，到底能不能用于患者轉院等非急救服務？事實上，各地有著不同的做法。本周，記者采訪了內蒙古一家醫院的醫生，得到的信息是，一些緊急情況下，他們可以聯系120急救車，對患者進行跨省轉運。

　　內蒙古呼倫貝爾某醫院 丁醫生：因為我們是縣級醫院，有一些病是我們醫院治不了的，還有一部分是家屬他個人認為，這個病我們醫院治不了，那他可能也會聯系120轉院，就近找有救治能力的醫院。大部分都就近轉到黑龍江齊齊哈爾，我們到齊齊哈爾一個多小時，到上級單位呼倫貝爾得五個小時。

　　這位醫生表示，當地120急救車，在一般情況下，有余力用于非急救轉運。與此類似，湖北某市衛健部門也表示，當地的120急救車，可用于向平級醫院、上級醫院以及跨省醫院轉運。

　　湖北某市衛健委工作人員 薛先生：我要轉到上級醫院去治療，病情危重的情況下我是可以用120救護車的，平級的也可以。有些醫院雖然平級，但是它在某一個科上面專業能力可能比我們這邊醫院好。

　　中國衛生法學會副會長 鄭雪倩：我們知道大的醫院都分布在北京、上海、廣州，很多也希望跨省把病人送出去。送的過程中，也希望要有一些醫療保障，那么這種情況下怎么辦？它確實不屬于120急救的管理范圍，但是它確實是社會上有這種需求，有些地方已經在考慮制定相關的文件。

　　不過，記者了解到的信息是，在更多地區，120急救車仍然被禁止用于患者轉院。近日，廣州市衛健委就表示，使用有120標識的院前急救車輛做轉院車是違規的。那么，在廣州，非急救轉運服務，是如何開展的呢？早在十幾年前，廣州就已試點建設具有省市級衛健部門資質證明的民營醫療轉運機構，目前這樣的機構共有兩家。上個月底，廣東安捷公司的轉運團隊，就歷經13小時，跨越1280公里，將一名肺癌晚期患者，從廣州轉院至重慶。

　　廣東安捷急救轉運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長 賴漢樂：在廣州出發，必須到達客人指定的地方。另外像有一些外地的，他們病情在穩定的情況下，手術必須來廣州才能做，他們會委托我們車子過去，把病人接過來。

　　廣州120，日均要接數千個電話，其中30%～40%是非急救需求，而這兩家民營機構加起來合計運力只有122輛，因此，80%的市場需求，被非法救護車及灰色車輛壟斷。據不完全統計，廣州地區運營的“無證救護車”已超過400輛，很多車是無標識、無編號、無監督電話的“三無”車。

　　賴漢樂：他們車廂里面簡易改裝一下，再搞一個警燈、警報器上去，這個就是最簡單的做法。

　　在這兩家正規民營機構，每輛轉運車必須配備專業醫療設備，隨車醫護要具備執業資質，定期進行應急處置培訓，車輛上路還需報交管部門審批。而反觀黑救護，則有著自己的低價生存策略：買輛二手車，家人當醫護，印些小卡片就能開工。

　　賴漢樂：一個是醫療人員參差不齊，價格上我們是明碼標價，非規范的這些叫低價吸客，然后中途加費。

　　11月，國家衛健委等六部門，聯合開展為期一年的非法救護車整治行動，其中打擊的重點就是“黑救護”，它們普遍未經登記注冊，也不具備醫療救護資質。更為隱秘的是，一些車輛通過掛靠在民營醫院和急救站，獲得“偽合法”身份，掛靠指標竟可以明碼標價。

　　佛山市某急救站人員：可以上，都是急救站來的，價格是11萬元一輛五年。

　　廣州市衛健委相關負責人明確表示，掛靠民營醫院或急救站，實則由私人租賃牌照專門從事醫療轉運的車輛，也屬于違規；而六部門整治行動的重點之一，就是全面清理醫療衛生機構掛靠、外包或出租使用的救護車。同時，六部門也提出，要疏堵結合，引導醫療照護轉運服務良性發展。當前，非法救護車大行其道的原因，就是正規供給不足，來自四川媒體調查發現，一些人選擇黑車，實在是無奈之舉。

　　四川日報記者 袁城霖：他們當時往往比較焦急，沒有更好選擇，可能知道不正規、收費貴，也有很多使用者仍然是心存感激，這輛車對于要躺著出院的人來說是剛需，所以認為不能取締。

　　最新的消息是，廣東省衛健委表示，要徹底解決百姓對于非急救轉運的需求，還要疏堵結合，并引入社會力量。

　　國家肺移植質控中心主任委員 陳靜瑜：因為面臨新的老百姓的需求，所以非急救的轉運體系有待于建立。想解決的問題是在非急救的轉運過程當中，如何做到安全和規范。

　　120是幾乎人人知道的急救號碼，那么“非急救轉運”，也能擁有統一的號碼、統一的管理嗎？其實，這樣的嘗試已經展開，比如在北京，就有120和999兩套體系，120專管院前急救，而999則負責非急救轉運和航空醫療服務。除了北京的999，還有湖南的96320，青島的96120等等。不僅是同一個號碼，還有同一套服務標準，同一個價格清單，這樣供給相對充足且透明合規的平臺，也讓“黑救護”的投訴量顯著下降。而這些探索也證明，非急救轉運服務，不應該游走于灰色地帶，而必須成為公共服務的一部分。

　　03

　　點擊、定位、下單，呼叫的不是網約車，而是救護車，這背后是一個可以覆蓋湖南全省的非急救轉運服務網絡。

　　湖南96320非醫療急救轉運服務調度平臺負責人 董帥：這個項目是在2020年年末開始運營的，從社會角度來說，非急救轉運需求是非常大的。類似于骨折的病人、行動不方便病人的轉運，或者他想回老家的院后轉運，或者從下級醫院到上級，我們根據他的病情情況來承接業務。

　　與其他地區個體民營機構單打獨斗的局面不同，湖南通過全省統一的96320調度平臺，整合符合條件的轉運資源，統一調配非急救轉運服務。

　　類似的嘗試，還有山東。六年前，在衛健、公安、交通等部門指導下，青島率先進行非急救轉運平臺搭建，并開通服務號碼96120，一年后又升級為山東96120。目前，這個平臺已經接入110余輛救護車，服務范圍也基本可以覆蓋山東全省。為保證服務規范，平臺每年會與120調度中心聯合進行人員培訓和考核。

　　山東96120非急救醫療轉送平臺運營經理 胥琳婧：平臺制定了“六統一”的管理標準，提供規范化的服務，清晰地能讓用戶辨識出來什么是正規的非急救轉運服務。

　　統一號碼、統一形象、統一調度，湖南和山東兩地的轉運平臺，也做到了收費標準的統一。比如，湖南的96320平臺按照醫護人員數量不同，劃定了不同起步價和里程單價，車上醫療設備不單獨收費。而山東的96120平臺，則是在里程費之外單收設備使用費。

　　董帥：病人如果只要一輛車和一個司機，車上不需要其他人員的話，是200元起步，包含了5公里，剩下的路程是10元一公里收取。人的情況可能稍微嚴重一點點，車上還需要配備一個醫生在的話，是600元起步，包含了5公里，剩下的是15元一公里。

　　胥琳婧：我們所有的價格都會前置報價，價格比較透明，保障了消費者的知情權，并且會開具電子發票給到用戶。

　　盡管兩地的統一調度平臺已經建立多年，但在實踐中，也同樣面臨“黑救護”的激烈競爭。目前，湖南96320平臺每月平均接到八九百單的轉運需求，只能占到市場份額的20%左右。而山東，在試點最早的青島，96120平臺能占據60%左右的市場需求。

　　董帥：因為“黑救護車”采取的方式，可能會通過保安保潔這種醫院非常內部的人，他可以很快速地就從他們手上打聽到一些訊息，哪些人有轉運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的針對性就會很強。

　　那么，如何讓患者需求與專業供給更精準地對接？今年7月，杭州市政府發布相關《意見》，明確提出要推進非急救轉運服務，統一非急救呼叫號碼為96120，而且96120與120建立聯動機制，120接到轉運需求后會直接轉到96120。

　　國家肺移植質控中心主任委員 陳靜瑜教授：96120和120有一個聯動機制，老百姓打電話過去以后是現場急救的，那120就出來了，不是現場急救的，那96120啟動。

　　盡管各地正為非急救轉運的規范化進行探索，但非急救醫療轉運依然面臨上位法缺失的問題，車輛登記、人員資質和準入標準等關鍵環節存在監管空白，亟需建立全國性的法律規范體系。

　　中國衛生法學會副會長 鄭雪倩：大家說怎么到現在沒看到一個法律法規的出臺，因為確實它有些糾結的地方，比如這個行為到底是政府直接介入好，還是由市場進行自我調控。第二個是這個平臺要不要統一調度，會不會出現壟斷，還有價格問題，它到底應該按什么價格來收費。各部門的交叉在里面，怎么樣監管，怎么樣做好，又保證服務，又要保證質量，還要公平，這可能都是一系列的問題。目前大家都是在探索，還沒有最后出臺相關的法律規定，但是我相信政府會重視這樣的問題，可能不遠的將來會出現。

　　打擊那些亂來的“黑救護車”，必須下重手、出重拳！但顯然光靠打擊還遠遠不夠，問題的關鍵是，怎么建立起一條規范安全的患者轉運通道，讓老百姓打哪個電話清清楚楚，坐什么車、花多少錢也能明明白白。對于急救轉院的家庭來說，他們最想要的，不是事后罰了誰多少錢，而是在最需要的時候，能來一輛打得通、坐得起、有保障的救護車。我們都知道，120急救是跟死神搶時間，保的是命。而非急救轉運，也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做不好同樣可能危及生命。因此，相關的改革必須爭分奪秒，期待接下來各方的行動能來得更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