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的7月1日凌晨，作為中新社香港回歸報道前方團隊的一員，張明新隨解放軍駐港部隊跨過深圳河，進駐原駐港英軍總部威爾士親王大廈，見證香港回歸祖國的榮光時刻；25年后，這位新聞老兵再次出發，履新中新社總編輯，投身新的“新聞戰役”。小牛工作室今天特別分享張明新1997年6月撰寫的《<千日迎回歸>寫作追憶》。

　　破“三關”：不再“蒙查查”

　　1997年7月1日，是我們這些駐港的內地記者日夜盼望的日子。多少天來，大家踏著回歸的腳步，廢寢忘食地工作，向讀者聽眾觀眾們報道回歸信息，度過了一個個難忘的日日夜夜。

　　當這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就在眼前時，我不禁想起剛到香港的情景和參與采寫《千日迎回歸》一稿的前前后后。1994年6月1日中午，我乘坐的廣九直通車越過了羅湖橋，這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訪，并由此開始了常駐香港的記者生涯。

　　作為中國一家從事對外報道的通訊社，在收回香港這一歷史性事件上寫出一些富有時代感的稿件是我們的使命，而又作為初來未從事過香港問題報道的我來說，仍有不少困難需要克服。

　　首先是語言關。1994年普通話在香港還沒有現在這么流行。記得第一次去參加一個愛國愛港團體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一席的廣東話只聽懂百分之二三十。

　　于是，平日利用一切機會多看電視，多聽收音機，多看錄像，向當地的同事學習，向來實習的香港學生求教。慢慢地能聽懂新聞節目了，電臺的清談節目也能聽懂大意了，還開始大著膽子說幾句。

　　其次是融入香港的社會，了解港人的所想所思。我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工作，一開始最好是盡可能地多參加一些活動，多去現場，了解當地，熟悉地理，能找一些今后的采訪線索。“不以稿小而不去”。當然有些稿子不一定馬上寫，可以留下資料以后用。

　　再次是了解香港的政治經濟情況，香港是較成熟的自由經濟模式，與內地的市場經濟體制有很大不同，政治體制差別就更大。臨來時曾買了不少書籍，到香港后，把這些書翻了一遍，又看了一些港版的書籍資料。

　　經過三四個月，廣東人所說的“蒙查查”(糊涂)現象少點了，一般性的報道拿得起來了，也找到了做重點報道的感覺。

　　“馬照跑”：明天會更好

　　1994年10月5日是香港回歸倒計時一千日。我們想，要在倒計時一千日時寫篇有點分量的稿件。

　　“馬照跑”是對“九七”后香港生活方式不變的形象寫照。我們分社附近有一個馬會的投注站。5日正好是賽馬日，街間隨機訪問是我們在香港報道尤其是重大事件反應報道的常用的手法。好處是人物語言和場景鮮活生動，難處是要克服語言上的障礙，還要耗費時間，并克服一些不愿意接受訪問時的尷尬情況。

　　老記周景洛到投注站后看見一個正在專心填馬票的小伙子，小伙子選了一匹名為“明天更好”的馬投注，于是老周主動上前與他交談。得知小伙子在今天“這個特殊的日子選定‘明天更好’這匹馬投注”希望會給他帶來好運的心態。

　　我則一早就到街上轉悠，見到了報攤上報紙頭版大幅迎回歸的祝賀廣告，與平時整版篇幅的地產廣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便覺得這個細節既可以烘托氣氛，又反映出了港人的期盼回歸心情。

　　回到辦公室后找出名片本，連著打了幾個電話，但只找到了9月18日區議會選舉時碰到的王國興議員。我當時的廣東話還處于“識聽唔識講”的階段。好在王國興能聽懂普通話，我也能聽懂他說的廣東話。

　　通過一個人物的活動、言論來表現某個新聞事件是西方新聞寫作的常見的手法，對外報道的受眾也容易接受。王先生說：“港人必須丟掉幻想，立足于己，依靠祖國，團結建港。”由此表現一個普通愛國愛港人士在“千日迎回歸”時的所想所思，所作所為。

　　至于其他一些細節，如基本法講座、文化和招商展覽等分別是從報紙、新聞稿和采訪通知材料中綜合而成，沒有展開寫，只起到畫龍點睛的用途。到了下午，材料匯集得差不多了。用一臺黑白屏幕的IBM筆記本，我開始負責執筆合成。

　　下午3點，負責寫港督施政報告稿的同事遞過來彭定康的第三份施政報告英文本《香港：未來一千天》，報告中蘊含著殖民統治者的無奈和對即將退出歷史舞臺的心有不甘。于是決定在我們稿件中加上有關內容，以加強針對性。

　　雖然時間匆忙，但由于大家材料準備充分，對主題商議得透徹，所以立意謀篇就省力許多，而重點放在了材料的選擇和布局上，正好文字稿件選擇了四個場景(報攤、馬會、招商會和文化展覽會)，四個人物談話(曾憲梓、王國興、蕭蔚云、朱幼麟)，并穿插了一些過渡語言，感覺尚不冗長。

　　斬獲“中國新聞獎”

　　到了下午5點來鐘，初稿出來了，老周先將那份初稿修改后交給了分社的副總編藺安穩，老藺將原題《千日倒數迎回歸》改成《千日迎回歸》，改后的標題，既簡明扼要，又富有力度。

　　第二天，我們看到了《人民日報·海外版》、香港《文匯報》、香港《商報》刊出了此稿。《文匯報》標題改為《香港：千日倒數開始》，并加了《責任感緊迫感》和《一體化的趨勢》兩個小標題。《商報》將標題改為《滿懷期待共保繁榮港人迎接千日回歸》，過了兩天，看到在澳門和泰國等地的四五家報紙上也刊出了這篇稿件。

　　經過分社和總社的推薦，時任我社總編輯的郭健(又名郭建)將這篇稿件帶到了1994年“中國新聞獎”的評比會上，獲得了三等獎。 (原載1997年第7期《新聞三昧》，本文有刪節)

　　作者：張明新(時任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采訪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