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1966～1970)：三線建設 備戰備荒
“三五”計劃本應在1963年到1967年實行。1962年，中共中央曾設想“三五”計劃主要是調整和恢復國民經濟，但毛澤東提出，1963年至1965年作為過渡階段，繼續調整打下底子，從1966年起再搞“三五”計劃。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突如其來，正式的“三五”計劃沒有來得及形成。
“三五”計劃指導思想經歷了由“解決吃穿用”到以戰備為中心的變化，總的來說呈現了“起(1966)———落(1967、1968)———起(1969、1970)”的跌宕起伏狀態。1966年，曾出現了預計提前兩年完成計劃的良好發展勢頭，但1967年、1968年的“文化大革命”，給國民經濟造成嚴重破壞，計劃完成情況連續出現倒退，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1968年還成為我國建立計劃經濟以來惟一沒有年度計劃的一年。1969年，中蘇邊界武裝沖突使全國進入了戰備高潮，“三五”計劃以臨戰的非正常狀態取代了前三年無政府主義的非正常狀態。1970年的高投入，使“三五”計劃勉強完成。
從抓“吃穿用”到“三線建設”
毛澤東“腦筋急轉彎”
【決策回眸】
“如果大家不同意，我就到成都、西昌開會。西昌通不通汽車？不通，我就騎毛驢下西康。”
1964年5月27日，毛澤東顯然對編制已進行3年之久的“三五”計劃安排不滿意。這天，他找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彭真、羅瑞卿等人匯報“三五”計劃的編制情況，聽說主線一是農業，二是國防，三是基礎工業時，非常生氣，說了上面的賭氣話。
毛澤東認為，前一個時期，我們忽視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來經過提醒，注意了，最近幾年又忽視“屁股”和后方了。“‘三五’計劃要考慮解決全國工業布局不平衡的問題，要搞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加強三線建設，防備敵人的入侵。”他甚至表示：“搞攀枝花沒有錢，我把工資拿出來！”
這讓與會的同志吃了一驚，變化太快了！10多天前的5月10日，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向毛澤東匯報“三五”計劃初步設想時，毛澤東除對個別項目不能上有意見外，總的看法還是一致的。
這個計劃從1962年開始討論起，一直的設想都是要抓“吃穿用”。由于剛從三年困難中走出來，經濟形勢極其惡劣，因此，在“三五”計劃的初步設想中，主要是著眼于解決老百姓的生活問題。
毛澤東對此也一度很認同。當時，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在報告中強調第三個五年計劃必須以農業為基礎，他還作了一個生動的比喻說：“各級計委必須克服屁股坐在工業上的毛病，要首先抓農業發展計劃和支援農業的計劃。”
可見，毛澤東原本對國民經濟計劃的戰略考慮，并不是要抓“三線建設”的。但過去20天不到，為什么又徹底改變想法了呢？
原來，在國家計委向毛澤東匯報“三五”初步設想前后，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根據副總參謀長楊成武的指示進行了調查研究，并寫出一份報告，讓羅瑞卿將報告送給了毛澤東等中央政治局常委。
報告中說：我們對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問題專門進行了調查研究，發現問題很多，有些情況還相當嚴重。
報告詳細列舉了全國工業過于集中、大城市人口過多、主要交通樞紐和港口碼頭過于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等問題，認為這些問題是關系到全軍、全民和直接影響衛國戰爭進程的一些重大問題。因此，建議由國務院組織一個專案小組，根據國家經濟的可能情況，研究采取一些切實可行的積極措施，以防備敵人的突然襲擊。
而當時的國內外艱險情勢也在為報告作注腳。上世紀60年代初期，臺灣蔣介石政權正不斷進行軍事騷擾，叫囂反攻大陸；中蘇關系鬧僵，蘇聯對中國虎視眈眈；美國一直都非常仇視新中國政權，1961年9月，還進行了以中國為假想敵的大型核戰爭演習，并密謀策劃對中國的核計劃進行武裝攻擊；而1962年10月，印度軍隊也悍然向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入侵。
艱險的形勢加觸目驚心的調查報告，讓毛澤東的主導思想迅速發生了變化，他的態度也很快扭轉了大家的認識。1964年5月2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議，周恩來、鄧小平、朱德等高層領導都陸續講話，對毛澤東的看法表態支持。
1964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了搞“三線建設”的主張，并且表示：“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么時候要打仗。要搞三線工業基地的建設，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各省都要有軍事工業，要自己造步槍、沖鋒槍、輕重機槍、迫擊炮、子彈、炸藥。有了這些東西，就放心了。”
毛澤東的講話激起了與會者的強烈共鳴。大家一致認為，應在加強農業生產、解決人民吃穿用的同時，迅速展開三線建設，加強戰備。從此，全國戰備的氣氛日趨濃厚，“三線建設”全面啟動。
(葉鐵橋整理)
【數字】
114.1%～116.2%
按照1965年中共中央批準的“三五”計劃《匯報提綱》，1970年工農業總產值為計劃的114.1%～116.2%，比1969年增長25.7%。
27個
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國務院報告，將部委數量由80多個精簡為27個。實習生邢莉云整理
【語錄】
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現在搞得一塌糊涂，陳云真仔細，如果是陳云當家不可能出這些亂子。
———毛澤東(1959年7月)
三線建設為什么這么慢？沒有錢用我的工資。
———毛澤東(1964年8月)
(邢莉云整理)
【評說】
客觀地說，“三五”計劃奠定了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基礎，標志著中國經濟建設實行了一個重大戰略轉變，其所奠定的指導方針，一直影響到“四五”計劃。
在“大躍進”和三年經濟困難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甚至發生大批非正常死亡現象之后4年，毛澤東特別提出要為老百姓的生活著想，要備荒，不要搞得太緊張，無疑是接受了過去慘痛的教訓，給即將興起的大規模三線建設安上了一個限制閥門。盡管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相應提高，但也沒有發生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急劇增加現象。
“三五”計劃各項指標定得較低，留有余地，因此沒有出現“大躍進”期間竭澤而漁的情況，最后仍然能得到完成。這也許是不幸中之萬幸了。
(點評專家：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陳東林)(李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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