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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請審議的中國公務員法草案規定，公務員在機關外兼職，不得領取兼職報酬。草案還規定，公務員因工作需要在機關外兼職，應當經過任免機關的批準。同時，公務員不得在企業以及其他贏利性組織、社會中介組織兼任職務。而來自新華社的消息說，全國縣處級以上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清理工作日前基本完成，全國共有8000多名縣處級以上黨政領導干部辭去或被免去所兼職務。
8000多名縣處級的“紅頂商人”終于上岸，不再過著那優哉游哉的兩棲生活了。而中國公務員法草案中“兼職可以、報酬不可以”規定，無非也是想斷了“紅頂商人”們的念想：可以把兼職當作為人民服務、作奉獻的途徑，而不是一種與民爭利的手段。
中國歷史的傳統，一直以來都是“文而優則仕”，直到中國清代末期，才出現了“商而優則仕”的現象，胡雪巖可謂個中翹楚。而“仕而優則商”的大面積推廣，自上世紀末到現在，形成了一股熱潮。與1980年代企事業和政府單位部分公職人員的“下海潮”不同，當年下海的公職人員一個猛子扎進大海，希望的是憑借自己的游泳技巧，博得大魚而歸。可是人有長短，很多辭職下海的公職人員嗆水了、被淹了，所以，當年的“下海潮”興起一時之后，很多人都有后悔之意，后來者也引以為鑒，這股熱潮也就偃旗息鼓了。
可如今的“紅頂商人”，身系的不是一根安全帶，而是幾根安全帶，其中一根是官位帶，從新華社的消息來看，8000多名“紅頂商人”至少是縣處級以上干部，他們手握一定實權，身居一定職務，憑借自己在官場的有利位置，他們“站得高、看得遠”，下海才能后顧無憂；另一根是關系帶，這些“紅頂商人”在現行的體制下，總能找到一條利益轉換通道，能夠迅速地將權力兌現，建立起龐大的關系資源網，這些關系資源，很多人都需要，作為交換，他們能夠很快在商海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還有一根是“政策”帶，這些“紅頂商人”們不僅在所屬單位的一畝三分地里基本自己說了算，能夠自己批準自己兼職，而且也有“向上”的保護。大量“紅頂商人”的長期存在，難道他們的上級就不知道嗎？新華社的報道中有這么一段耐人尋味的話：“各地還普遍對過去出臺的政策文件進行清理，凡與法律法規和中央政策不一致的，均被修改或者廢止。”這說明，以往的某些“地方政策”，存在與法律和中央政策相抵牾之處，為“紅頂商人”提供了“紅頭文件”的保護和便利，不僅僅是默許，而是以白紙黑字的形式，公開“鼓勵”了“紅頂商人”的兩棲生活方式。
“國家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私人化、私人權力利益化”，這是為國人所詬病的官場之弊。也正因為如此，提請審議的中國公務法草案才要規定“公務員在機關外兼職，不得領取兼職報酬”。不過，指望一部法律就約束人的行為，尤其是約束恰恰擁有執行權的官員的行為，落實于現實中就會很難。為了讓政府和民眾對官員財產多少有個底，我們出臺了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銀行實名制；為了杜絕紅包風、公車消費風，我們出臺了無數禁令，甚至不惜在節假日把公車鎖進倉庫；“官員家屬不得經商”的規定執行多少年了，結果如何？
“紅頂商人”的普遍存在，恐怕依舊在于“萬能政府”的影子不散。因為地方官員們掌握了太多的權力資源，從招商引資到金融機構放貸、從工人權益保護到房地產地皮供應，當權力深入到經濟領域的每一個毛孔時，“萬能政府”不就成了“萬能商家”嗎？“萬能官員”們不也就是“萬能商人”嗎？“紅頂商人”只是“萬能商家”的衍生品而已。所以，最根本的治療之法，還是需要剝離政府太多的行政權力資源，還市場以更大自由度。
(文／楚天 摘自《雜文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