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調查局官員表示，美國對余振東那樣的腐敗官員，會“來一個，查一個，遣返一個”。
在沒有英語原文參照的情況下，上述“一個，一個，又一個”的句式，符合我們一向熟悉的表達決心的修辭。而這番表態又是在“中美執法合作聯合聯絡小組會議”這一正式場合，由美國該項事務的主管官員作出，也足以證明美方確有誠意與中國聯手合作，打擊中國貪官外逃。
官員腐敗不但造成其所在國的巨大經濟損失，而且任何腐敗現象都與世所公認的社會公正及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則相悖，因此，腐敗是整個人類社會的惡癰，貪官是人類的公敵。在經濟交流、人員往來都日益密切的全球一體化的今天，就尤其如此。也正是基于這一情況，聯合國于2003年10月31日通過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該條約正式簽署的12月9日，還被確定為“國際反腐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官員在宣示要遣返逃美貪官的同時，還明確表示“美國不歡迎任何攜帶非法資金或犯有非法行為的人士入境”，也和這樣的大背景有關。
然而即便如此，我們還是不能把反腐的希望，過多地寄托在別國對中國外逃貪官的追緝和遣返上。我們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還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窘境：依然會有貪官，尤其是楊秀珠那樣的大貪、巨貪，攜款外逃；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將有機會逃過追緝而逍遙法外。
首先，貪官的外逃之路并不那么容易被堵住。事發之前，貪官也是公民，出國的自由并不受到額外的限制；而隨著國內外經濟交往的頻繁，贓款的外逃也有著多種的渠道。楊秀珠上演的“勝利大逃亡”，就典型地集中了外逃貪官的多重手段：人錢分離，“贓款先行”；假手他人在國外購置物業將贓錢洗白。然后護照在手，只等東風，一有風吹草動，立刻輕靈抽身。
而貪官一旦外逃成功，追逃并不容易。在余振東被美國遣返之時，就有專家分析，中國與外國合作抓捕、遣返外逃貪官，依然面臨著尋找貪官下落難、收集取證難、中外法律差異太大和執行程序復雜等“四大難題”。而即使有了聯合國《反腐公約》的支持和美國政府的積極表態，上述困難也未減少。尤其是在中外法律制度存在比較大的差異的情況下，美國官員所稱的“余振東那樣的貪官”，與我們所認定的貪官之間，并非同一概念。而且即使是對“余振東那樣的貪官”，中外法律制度下的罪行認定和量刑原則也并不相同。面對同一外逃貪官，中國人皆曰可殺，外國人卻稱死刑犯不予引渡；中國人看到的是罪犯逍遙法外，外國人卻可能認定“疑罪從無”……
因此，反腐的根本希望，還是必須立足于防腐。沒有貪官，自然就無所謂外逃；如果做不到，至少應該少“培養”些巨貪———小貪們是沒有足夠資本和勇氣去外國“逍遙”的。談及貪官外逃及資產流失，被媒體引用最多的數據是：4000名貪官、50億美元資金。若屬實，則每名外逃貪官至少卷走1000多萬元。面對如此眾多而又財大氣粗的外逃貪官，別說光靠美國人的“決心”，就算全世界的警察都動員起來，也未必能幫得了我們。
【來源：北京青年報；作者：張天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