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7日電 人民日報報道，2月2日，湖南省發出首個“限制高消費令”。惡意逃債、欠賬不還的11名自然人和5家單位在媒體上曝光。
長沙市芙蓉區人民法院此次發出“限制高消費令”，限制的對象是惡意逃債、欠賬不還者。對自然人的限制：不得乘坐飛機、出租車，駕駛及乘坐小轎車，不得使用高檔通訊工具；不得在賓館、酒樓等高消費場所消費；不得購置高檔商品、大額生活用品、汽車及租賃寫字樓辦公；不得購買、新建、擴建、裝修房屋；不得出外旅游、度假及為家庭成員支出大額費用；不得對外投資(包括開辦公司、購買股票債券等)；只能保留按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標準的生活費用，其他均屬被執行財產的范疇。
對法人或其他組織負責人，限制其抵押、轉讓、贈送他人財產或為他人提供擔保；限制其法定代表人及其工作人員以公款在賓館、飯店等高消費場所消費；限制其使用轎車、不得在單位報銷火車臥鋪、飛機等消費；限制其單位年度分配花紅；其單位財務狀況須每月定時向法院申報，隨時接受審計。
法院還公布了拒不履行還款義務的“老賴”違反上述規定后的處罰辦法，以及舉報電話，號召社會各界協助監督。芙蓉區法院副院長吳雪輝表示，“限制令”雖列舉了高消費行為，但不可能包羅萬象。總的原則是，市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以外的一切消費行為，都將被視為高消費行為，從而受到法院的限制。
“限制令”初衷：破解“執行難”
吳雪輝稱，從近年來民事審判實踐看，強制執行的案件大幅上升，難度越來越大，主要表現在被執行的人難找、執行的財產難尋、協助執行的機關難求、可執行的財產難動。限制高消費的初衷是降低債務人的社會公信力，讓“老賴”成過街老鼠，從而降低案外人與其進行市場交易活動的風險，促使債務人主動、自覺地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給付義務。
長期從事執行工作的芙蓉區法院法官戴波認為，一邊拒不還錢、一邊花天酒地的“老賴”之所以越來越多，暴露了社會信用體系的缺失。此次湖南發布首個“限制高消費令”時，不僅在媒體上公布了“老賴”的姓名、住址，還公布了舉報電話以及法院將依法采取的措施，就是想借助媒體和群眾的力量，共同監督，破解執行難。
熱烈反響呼喚社會誠信
“限制令”發出后，舉報電話響個不停。長沙某公司負責人許先生曾遭遇過惡意逃債。對于法院這一創新之舉，許先生拍手叫好。許多申請執行人紛紛要求法院將自己申請執行的對象列入“限制高消費令”中。更多的群眾則呼吁政府職能部門與法院協作聯動，共建誠信社會。
周某上了這次“限制令”名單。按照2001年6月15日生效的民事調解書，周某應當支付17萬余元給另一方訴訟當事人，當案件進入執行階段后，周某長期下落不明，法院多方查找仍沒有找到其財產，執行陷入僵局。“限制高消費令”簽發當天，周某因打手機被群眾舉報，法院查實后，決定對其拘留15天，成為限制令發布以來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第一人。
限制令發出4天來，被公布的16個限制對象，近半數已采取不同方式，主動與法院或申請執行人聯系，表達還錢意向；4名限制對象已將部分款項交到了法院或申請執行人手中。限制高消費令發布后產生的社會效果，遠遠超出預料。
芙蓉區法院負責人表示，他們將把限制高消費令盡快發給各賓館等高消費場所，盡快查實舉報線索，對當事人依法采取拘留等強制手段。他們還將在1號令的基礎上，陸續曝光其他拒不執行判決的“老賴”。
社會聯動：讓“限制令”一路走好
“限制令”的發布也引起有關專家爭論。湖南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屈茂輝認為：督促當事人履行法律確定的義務，是法院的職權行為，但對什么是“高消費”，要有科學明確的定義。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蔣先福則認為，“限制高消費令”是一種司法嘗試，很難說能在哪部法律中找得到具體條文。律師秦希燕擔心，將“老賴”的姓名、單位、住址在媒體上公布，是否涉及個人隱私權。
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青年學者張小林認為，公布拒執行人名單并限制其高消費行為，對于誠信差的單位和個人，相關部門會引起足夠的警惕，從而在經濟貿易交往中減少風險。張小林也提醒，法院應提前告知相關當事人，在刊登拒絕執行人名單時最好區別案件，分類進行，謹慎處理。
更多的法律界專家則認為，“限制高消費令”的積極意義，更多的可能還在于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誰違背社會公平，誰踐踏誠信原則，誰就要受到相應的懲罰。“限制令”不是法律和社會面對惡意行為的無奈，而是一種極為機智的對策。專家們也呼吁：建立社會信用體系不是法院一家之事，政府應起主導作用。“限制高消費令”能否一路走好，關鍵在于社會聯動。(人民日報；周立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