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四日，日本國福岡高等法院對強擄、奴役中國勞工的上訴案作出了二審判決。這是日本國就中國勞工訴訟案中首次由高等法院下達的判決。福岡高等法院的判決不僅否定日本國的損害賠償責任，而且推翻了一審判決中認定的被告企業負有賠償責任的判決，致使原告方敗訴。
事實上，至今對于中國的民間受害人的起訴時效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問題，連日本國的法院都搞不清楚。東京地方法院(最初的對中國戰爭受害者訴訟的判決)，于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對于南京大屠殺的受害人提起的損害索賠訴訟作出的駁回起訴的主要理由就有這樣的表述：“在《中日聯合聲明》中，中國政府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已明確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的要求。盡管原告主張中國政府并沒有放棄中國民間受害人向日本索償的權利，對于這一問題只能通過國家間的外交途徑來解決(澄清)。”這說明對于一九七二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關于中國政府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是否包含了民間的對日損害賠償的問題，連日本國東京地方法院的法官都分不清國家的戰爭賠償與民間的損害賠償的區別，這又怎么可以要求受害人必須知悉自己的權利被侵犯并可以通過訴訟來維護呢？
與時效有關的是除斥期間的問題，這是不容回避的問題。除斥期間是指權利的法定存續期間，期間經過后權利本身消滅；除斥期間為不變期間，沒有中止、中斷、延長的問題。問題是處于戰爭的持續狀態中，中國的民間的受害者是無法行使權利的，此外，連日本法院的法官都不清楚中國的戰爭受害者是否有權以訴訟來維護其權利。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并不會使對方產生出權利者已經不行使權利的期盼。所以，在中國民間戰爭受害者訴訟的問題上使用除斥期間的法理不僅是不合理的也是極其不公正。在中日兩國政府沒有公開澄清一九七二年《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對日賠償要求主體范圍的情況下，除斥期間不應開始適用。
此案的另一個特點是加害方日本國對于原告的侵權是持續的，戰后長期以來一直隱瞞強制和奴役中國勞工的事實，日本國外務省有關強制、奴役中國勞工的名冊等文書資料是在中國原告訴訟的過程中被原告的日本律師發現并向日本法院提交的。因此，福岡高等法院對于這樣一個持續不法侵權事實，竟然以消滅時效為由而駁回原告的訴求，是無法令戰爭受害者以及廣大中國人民信服的。
這次福岡高等法院不僅無視加害方持續的侵權事實，在駁回原告的理由方面也含糊不清，缺乏合理合法的解釋。因此，這是一個顯失公正的判決。
(來源：香港大公報，作者：華東政法學院副教授/管建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