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24日電 7月的北京暑熱逼人，已經開始放暑假的北大校園內偶爾走過幾名假期留校的學子，未名湖旁的山鷹社攀巖訓練基地也失去了往日的熱鬧氣氛。但此時的山鷹社并不平靜，無論是分布在青海、云南鍛煉的山鷹社友，還是留守北京的山友們，都無一例外地在關注著前方的情況———今年7月8日抵達青海格爾木的北大登山隊，已于昨天中午11時45分在玉珠峰海拔5500米處建起了第二個營地，預計一部分隊員將于今天實現沖頂。
去年夏天的希夏邦馬西峰遭遇的雪崩令北大山鷹社痛失5名優秀的登山隊員，也使這一學生社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輿論壓力，但這一切并沒有阻止他們追逐高山的腳步。今年，北大登山隊一行18人將目標鎖定在了離格爾木160公里處的玉珠峰……
終于有勇氣正視一年前的災難
在記者的采訪中，更多的山鷹社成員對去年的山難采取了回避的態度。2002年遭遇雪崩遇難的5名優秀隊員既是山鷹社的骨干力量，更是他們朝夕相伴的摯友。
“在一起攀越險峰的人之間有一種生死與共的感情。犧牲了隊友的人要挺住這個打擊，必須非常堅強。”因為是去年春天剛剛加入山鷹社，高文在山難發生時只是一名新成員。2002年8月14日，當她從電視新聞上得知隊友遇難時，禁不住淚流滿面。第二天，從湖南趕回北大的她本想安慰一下另一名山友，結果卻是兩個人抱在一起哭了一個多小時。
“那天關于山難的新聞我父母也看到了，他們一邊安慰我，一邊告誡我不要參加這種危險的活動，總是打電話到學校‘查崗’，連北京的香山都不讓我爬了。”高文說。
像高文父母這樣的情況并不在少數。不僅遇難的5名登山隊員的父母曾一度對山鷹社表現出了抵觸情緒，部分成員也因此退出了山鷹社。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山友這樣解釋自己退出的原因：“由于幾件事情難于取舍，我成為了不堅定分子，最終退出了山鷹社……在年齡又大一點之后，我開始明白了父母那小心翼翼的叮囑，包含了多少人生的閱歷和對我的關愛。”
記者了解到，在山鷹社對2002年山難的總結中，更多的是技術上的總結，而并非思想意識上的檢討。直到去年12月的冬天，發生在未名湖旁的又一次意外，才使得山鷹社對自身的安全意識進行了反思。
“那天我們訓練結束后，看到很多人在未名湖的冰上玩，就一起走了上去。20多個人圍成一圈，先是手拉手散開，然后忽然圍攏向中間撞過去，玩得很開心。沒想到最后一次撞的時候，冰層忽然裂開，我們全都掉進了水里。”當時被未名湖水淹到腰際的高文回憶說。“現在不僅是登山，只要是隊員參加冬訓或者科學考察活動，社里都要求向家長說明情況，一定要征得他們的同意才能參加。”
營地連線：雨雪過后攀登玉珠峰
經歷了一個星期雨雪交加的天氣，海拔6178.6米的玉珠峰終于迎來了晴朗的好天氣———山峰周圍的云霧慢慢散去，云霧繚繞的玉珠峰頂也向人們露出了她清麗絕塵的容顏。這一天是7月15日，此前由山鷹社組織的北大登山隊已經因為惡劣的氣候，將原本準備于7月10日開始的訓練計劃推遲了近一個星期。
昨天，記者與駐守在玉珠峰5300米高處的北大登山隊大本營取得了聯系。據悉，目前登山隊已經開始了第一階段的登山技術訓練，A組成員已于昨天中午建起第二營地，另一部分成員負責運輸和修路，將路修到海拔5920米的地方。目前一部分隊員正在做暫時的休整，預計將在今天實現一部分隊員登頂。
“我們的大本營建在一處高山草甸上。草地上開滿了各種顏色的小花，草叢里有很多老鼠出沒，它們幾乎不怎么顧忌我們的存在。這里風景很好，一抬頭就能看見玉珠峰旁的一個山峰。再往上攀登400米，就可以看見冰雪覆蓋的玉珠峰頂了。”盡管手機信號時斷時續，還是可以聽出這名登山隊員語氣里的興奮。
在經歷了一年前山難的陣痛后，山鷹社又開始了新的征程，今年重新開始登山對于每個山友都是一個極大的鼓舞。今年北大登山隊將目標鎖定在玉珠峰，也經過了多方面的權衡。早在1989年山鷹社成立之初，玉珠峰就成為他們第一個攀上的山峰；去年的山難令登山隊痛失5名優秀隊員，出于安全和技術力量的考慮，也使得今年的山鷹社選擇了玉珠峰。
13年后，經歷了風雨磨礪的北大登山隊隊員再次齊集于此，更有一番不同尋常的感受。
衛星電話、技術顧問已配全
格爾木電視臺記者杜漢成，是跟蹤拍攝此次北大登山隊攀登玉珠峰的記者之一。在當地生活多年的杜漢成介紹說，玉珠峰是昆侖山東段的最高峰，在其海拔4600米左右處有現代冰川在發育，除非出現大量積雪堆在冰川上的情況，否則一般不會出現雪崩。這次北大登山隊攀登的2號冰川是一條比較安全的路線，此前已有許多專業或非專業登山隊從這里登上了玉珠峰，因此不會太危險。
記者了解到，玉珠峰曾在1998年被作為山鷹社登山的訓練基地。也就是說，他們把玉珠峰定位為初學登山者的訓練陣地。比起去年海拔7292米、地勢險峻的希夏邦馬西峰，今年攀登的玉珠峰對聚集了多名專業登山隊員的北大登山隊來說并非太大的挑戰。
但這次北大不僅租用了價格昂貴的海事衛星電話，還特別聘請了兩名登山運動員作為技術顧問。這兩項內容，恰恰是去年山難發生后眾人指責山鷹社的焦點，即因為他們當時沒有租用衛星電話導致救援延誤，由于沒有聘請技術顧問使得登山時機不夠安全以致遭遇雪崩等。
“這次租用衛星電話和聘請技術顧問，一方面是對去年山難的一個交代，另一方面也是迫于輿論的壓力。”北大2001級經濟學院學生、山鷹社成員高文這樣評價說。“其實如果真的遇上雪崩，衛星電話基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因為衛星電話在使用之前需要架設，還要用幾分鐘進行調試，而雪崩則是一瞬間的事情，用手機報信都未必來得及。”
尊重年輕人的選擇
是一味追求個人的理想，還是兼顧對社會和家庭的責任？這是山難發生后爭論最激烈的話題，一部分家長無法理解這群年輕學子的“瘋狂”行動。
“在發生山難后，多數家長不愿意給孩子更多空間，完全可以理解。”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這樣表示。但他同時認為，社會對于登山活動應采取一種相對寬容的態度，即允許一部分追求理想者有生存的空間。“任何一種愛好都有發生危險的可能，只要登山隊員與家人達成一定妥協，社會就不應對他們的行為橫加指責。”
對于山鷹社，有關專家也提出了合理的建議：“在新人加入時，社團應向他們講明危險性，并讓他們的家長也知道這些情況。只有這樣進一步的規范，才更有利于這個學生社團的生存。”(新聞晨報 李寶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