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15日電 當干部要看政績，故大凡為官者，通常都很關心政績考核。然而關心的人越多，政績考核的標準就越顯重要。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在最新一期中刊出分析文章，提倡不要單單通過政績來考察干部，而是建議有關方面應該從四個方面來進行評價。
文章稱，俗話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級如何考核，下級就如何努力。比如過去科舉考八股，大家都在八股文上使勁；現在升學考數理化，學子們又在數理化上下力。政績考核就如同“指揮棒”，它決定著政府工作的方向。
在政績考核方面，我們有經驗，但也有教訓。計劃經濟時期，上級重產值，輕效益。于是下級就不惜代價，追求產值。為了增加產值，拼命上項目、鋪攤子。人們今天所批評的那些盲目上馬現象，其實與“重產值”的考核方法不無關系。據報載：豫西有個鎮，人口6萬，干部為了追求政績，借錢上項目，負債竟達1億多元，人均債務1600多元。按目前的還款速度，還清債務至少需要100年時間。如今，這些項目終因背離市場規律，只能曇花一現，“政績工程”成為典型的“害人工程”。再有，就是數字造假。由于上級要看產值，比數字，能借到錢的，紛紛上項目；借不到錢的，就做數字文章。湖北有一國家級貧困縣，集老區、庫區、貧困山區于一體，在整個庫區，10多萬庫區移民，人均純收入才1100多元，其中3.7萬人，人均純收入在530元以下。然而數字造假，卻使該縣一舉成名。1996年，工農業總產值同比激增20億元，增幅38.4%，農民人均純收入猛增713元，增長47.7%，1997年，進入湖北省經濟綜合實力十強縣；1998年，工農業總產值過百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2545元，蟬聯十強縣之冠。數字造假，當官的是得了好處，可群眾卻苦不堪言。
看來，對政績考核，確有再研究的必要。所謂政績，即政府的業績也。那么政府應有哪些業績呢？這個問題，顯然又與政府職能有關。可是，時下人們對政府職能，認識并不統一。朱镕基同志曾指出：現在我們很多領導同志，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職能是什么并不清楚。政府做了很多不該由政府做的事情，而很多應該由政府做的事情又沒辦好。他說這種現象，是政府的角色錯位。倘是如此，政府扮錯了角色，做了一大堆不該由政府做的事，那么再苦再累，也就與政績無關了。因此，考核政績，必須先弄清政府的角色，對政府職能予以準確定位。
文章接著指出，那么，政府職能是什么呢？這個問題籠統地問，還真不好回答。在經濟學大師亞當·斯密看來，政府最好什么也別做，只當個“守夜人”，晚上別人睡覺的時候，他出來打一打更，看一看門，報一報“平安無事”，就可以了。到了凱恩斯時代，政府的責任更大了，要管的事也更多了；這個時候，看門的老頭變成了居委會的老太太，不僅要協助民警搞治安，遇上鄰里糾紛、婆媳吵架，還得出面調解一下，或者為下了崗的女工聯系個工作，替生活特別困難的家庭爭取點救濟等等。后來，福利國家興起，政府從搖籃到墳墓，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都要管一管。相比之下，這個時候的政府，更象一個家庭保姆，買菜做飯，洗衣服擦地板，帶小孩防止小偷，都是政府的職責。不過，無論政府怎么忙，政府始終扮演的是配角，充其量，只是一個管家。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在他的《自由選擇》一書中寫到，政府的職能主要有四個：保證國家安全、維護司法公正、彌補市場失靈、保護和幫助貧困人員。維護國家安全和司法公正，這樣的工作必須由政府來做，因為除政府之外，沒有任何其它組織和個人能承擔起這些職責。這里的道理，大家都明白，也就不用贅言。至于彌補市場失靈和扶貧，倒是應多說幾句。
市場失靈，主要基于兩個原因：一是信息不對稱；一是公共產品。信息不對稱，導致市場優勝劣汰規律失靈。前年夏天，我到福建調研，沿途路過石獅市，和朋友走進一家商店，發現這里的手機很便宜。北京需要4000多元的手機，這里標價900元，我知道便宜無好貨的道理，于是換上我的電話卡，往外給朋友打電話，結果沒發現什么問題。我當時有意買下，可陪同我的同志告訴店主，說我是省工商局的副局長，要是賣假貨，回頭必遭重罰。店主聞此，立馬就不肯賣了。好奇之余，我與店主攀談，他告訴我，這是從臺灣進來的高頻手機，只能在石獅用，出了石獅，就沒信號了。但這些手機價格便宜，銷得很快，倒是正牌手機由于價高，反倒賣不出去。這就是信息不對稱引起的市場失靈，優勝劣汰規律，在這里變成了劣勝優汰。
公共產品導致市場失靈，原因在于它的消費沒有排他性，張三使用不影響李四使用。正由于如此，所以公共產品收費很困難。比如你掏錢建路燈，為過往的行人提供照明，行人享受了你的服務，照理他們應該付費，以彌補你建路燈的成本。但如果你真的去收費，那可就難了。也許會有人說，我自己能走這段路，根本不需要你照明，你要向我收費，那是強買強賣；甚至還有人說，我的眼睛怕光，根本不愿見到路燈，你在這里弄了盞路燈，損害了我的眼睛，你得給我賠償。這樣一來，等價交換就玩不轉了。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沒有人愿意去建路燈。所以類似路燈等一類的公共產品，就應由政府來提供，由政府來彌補市場失靈。
關于第四項職能——扶貧，這其實是政府職能兼顧公平，誰來兼顧公平？當然是政府。政府有四大宏觀經濟目標：充分就業、穩定物價，追求適度經濟增長，維持國際收支平衡。而充分就業是第一位的，何以如此？因為失業會增加貧困，貧困會危及穩定。對政府而言，穩定始終要壓倒一切。因此，建立扶貧和社保體系，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文章最后指出，明確了政府職能，考核政績也就有了依據。看一屆政府是否稱職，重點也就看四個方面：一是國家安全：對地方政府來說，保證國家安全，主要是看社會穩定狀況。比如對當地黑惡勢力、非法組織，是否打擊得力；二是維護司法公正：就是看是否存在司法腐敗，是否存在人為的冤假錯案；三是彌補市場失靈：由于市場失靈起因于信息不對稱和公共產品，所以考核政府政績，一方面要看政府對假冒偽劣商品能否重拳出擊；同時還要看公共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的水平；四是扶貧。對此，既要重點考核社保體系是否健全，又要看普九教育的落實情況，因為保證貧困家庭孩子受教育的機會，是扶貧的一項重要內容。除此以外，現行一切與政府職能無關的指標：如產值、利稅、項目等等，都要堅決予以廢止，惟有如此，政府才能真正放手去做自己的事，到位而不越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