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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盛韻

　　50年前，在披頭士風潮尚未席卷世界之際，全球賣出的每5張唱片中有一張是古典樂。30多年前是數字唱片的彩虹黎明期，古典唱片占全球唱片銷量的百分之十。10年前，古典唱片已經跌到百分之三，且頹勢不斷。

　　這看上去已經夠陰慘了，但還沒見底。在美國，一個過氣搖滾歌星比利•喬(Billy Joel)創作的鋼琴音樂竟然登上過“古典樂”排行榜；在英國，拉塞爾•沃森(Russell Watson)曾經占據排行榜前兩名，他用棉花糖般曼托瓦尼式的腔調在足球場上演唱流行民歌和冰激凌詠嘆調。

　　這些便是當代古典樂的核心。如果古典唱片排行榜要遭到如此跨界雜交的大清洗，毫無疑問古典樂銷量會跌破百分之一，古典唱片產業會關門大吉。

　　過去10年中，古典唱片品牌的緩慢下沉如今已經變成了全線清洗，跨國公司總裁們為了令自己高達6位數的薪水聽上去更合理，不惜采用瘋狂過度開采的手段耗盡商業資源。EMI耀武揚威地推出了保羅•麥卡特尼爵士的偽古典鋼琴小品；DECCA從流行貨架上發掘出了意大利盲人歌手安德烈•波切利(Andrea Boccelli)，并將70高齡的娜娜•穆斯庫莉(Nana Mouskouri)重新包裝成一位古典女神。

　　DG本是高眉藝術的裁判者，卻讓歌劇男中音布賴恩•特菲爾(Bryn Terfel)擠眉弄眼去唱電影配樂，讓瑞典女高音安妮-索菲•馮•奧特爾(Anne-Sofie von Otter)跟完全不著調的埃爾維斯•科斯特洛(Elvis Costello)合作二重唱。假使艾爾頓•約翰爵士沒有從唱片界退休，他那些鍵盤挽歌肯定會成為古典品牌競標大戰中人人覬覦的搶手貨。

　　造成古典唱片業基因污染的始作俑者是索尼古典。索尼古典當年的掌門人是一位前管弦樂團公關彼得•蓋爾伯(Peter Gelb，如今是美國大都會歌劇院總經理)，他打算“重新定義古典樂唱片品牌……回歸古典音樂作為聽眾情感體驗的理念”。

　　結果，他最偉大的意外成功便是比利•喬的古典重生，此人在25年中賣出1億張唱片，對公司老板來說的確可以算是相當的“情感體驗”。喬14歲時目睹披頭士樂隊在艾德•蘇利文(Ed Sullivan)的節目上搶盡風頭，于是受到刺激才情迸發，在1977年與The Stranger樂隊一同創造歷史，錄制了當年最賣座的唱片。他贏回的格萊美獎可以擺滿一書架，是搖滾名人堂中的大人物。

　　但是他最后的輝煌是十幾年前的《夢之河》，于是唱片公司決定讓比利•喬重回童年摯愛的肖邦和舒曼，開始為獨奏鋼琴寫些小型華爾茲和幻想曲。他的《幻想和妄想》(Fantasies and Delusions)由英籍韓國鋼琴家朱亨基(Richard Joo)在維也納金色大廳演奏錄音，制作人是風風火火的古典達人史蒂芬•愛潑斯坦(Steven Epstein)。該曲向偉大的維也納作曲家們致以了過度的敬意，但也許最大的致意是對那位瘋癲怪異的法國作曲家艾里克•薩蒂(Erik Satie)，尤其令人想起他的墻紙音樂(musique d'ameublement)。這種音樂不會令任何人停留，大概只除了棕櫚餐廳休息區的男管家。

　　索尼古典曾熱烈推出一條標語，用明星光環來“推動古典市場”，然而其理由聽上去像戰略本身一樣空洞。它們推出過多明戈與托尼•本內特(Tony Bennett)的二重唱，瓦內莎•威廉姆斯(Vanessa Williams)與夏洛特•切奇(Charlotte Church)的二重唱，約舒

　　華•貝爾(Joshua Bell)和約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為一個班卓琴樂手伴奏，還有最具魅力的大提琴家馬友友演奏電影音樂、探戈、鄉村樂和西部音樂。那時只有新人希拉里•韓(Hilary Hahn)的兩首協奏曲和芬蘭作曲家艾薩-佩卡•薩洛寧(Esa-Pekka Salonen，也是索尼古典花名冊上碩果僅存的指揮家)的一套管弦樂作品可以算作古典作品。

　　所有這一切并無罪過。我們是自由市場，一個唱片公司自然有權利牟取利潤。跨界音樂不會導致癌癥，也不會腐蝕年輕人——如果僅僅是因為年輕人把零用錢都花在暴力的說唱樂上，到死也不會聽什么標著“古典”的玩意兒。所以，何害之有？

　　請隨便看看哪家唱片店，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比利•喬們和拉塞爾•沃森們所做的，是燒掉所謂的古典唱片公司的市場預算，只要他們的大名出現，就會掏空嚴肅音樂的宣傳養料，占據貨架空間和各大排行榜。跨界不是古典樂復興的助力，而是一種古典樂安樂死。比利•喬帶著他對高雅音樂的熱愛，卻為古典錄音產業的棺材板敲上了一顆大釘。

　　(摘自《外灘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