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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檢察院為了督促各省轄市多查辦問題官員，推出了“后進單位問責制”：對于連續處于全省查辦職務犯罪數量末位的省轄市檢察院，責令該院反貪、反瀆局長限期改進，否則調整崗位。

　　這種做法是否可取？社會公眾和反貪人員的看法不盡相同。

　　社會人士認為，反貪局不是生產工廠，負責反貪的檢察官也不是生產一線的工人，不能對他們實行“計件反腐”。這種定指標、打分排隊的做法有違客觀規律，欠妥當。

　　反貪人員卻表示，“問責制”在給他們帶來壓力的同時，也增強了他們辦案的底氣，他們可以用這張“底牌”拒絕人情干擾。

　　對于這項正在探索中的反腐舉措，我們很難給出一個定論。但換一個角度來看，人們的關注和爭論，恰恰說明了社會對反腐工作的支持和期盼。必須看到的是，“官員腐敗案件多發、查辦職務犯罪困難重重”，這是反貪人員面臨的現實。正如一位反貪人士所說，“反貪指標由‘軟’變‘硬’實屬無奈之舉，但卻給我們硬起手腕查辦職務犯罪案件提供了條件，我們就可以不受干擾地大干一場了”。

　　支持：

　　可促使查處力度加大

　　有利于排除人情干擾

　　反對：

　　定立指標有違客觀規律

　　易催生“數字政績”現象

　　查貪腐也實行“末位淘汰”，這樣的消息不能不引人訝異。

　　消息來源于前不久河南省人民檢察院召開的一次全省范圍的會議。有關負責人在會上表示，為督促全省各省轄市多查辦問題官員，省檢察院推行“后進單位問責制”，對連續處于全省查辦職務犯罪數量末位的省轄市檢察院，責令該院反貪、反瀆局長限期改進，否則調整崗位。

　　消息傳出后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在各類報道和評論中，“查辦貪腐案件數量墊底，反貪局長要換人”、“河南推查貪官競賽”、“計件反腐”這樣的字眼，隱隱透露出公眾的疑問和擔憂。

　　那么，河南省檢察院究竟是出于何種考慮，對反貪部門實行“后進單位問責制”這樣的鐵腕手段？

　　省檢察院解釋初衷

　　2008年以前，河南省辦理的大要案率在50%左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為加大查辦職務犯罪力度，省檢察院先后探索實行了8項工作機制，“后進單位問責制”只是其中的一項

　　在河南省檢察院記者了解到，河南省每年辦理職務犯罪案件的數量在全國數一數二，但大要案率卻偏低。2008年以前，辦理的大要案率在50%左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大要案少、小案多的直接后果是判決的實刑率比較低，判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案件多，辦案的效果不夠理想。

　　“2008年以來，省檢察院新一屆黨組在對查辦職務犯罪情況進行認真分析、反復思考的基礎上，提出了查辦職務犯罪要‘穩定數量、提高質量、改善結構、增強效果’的總體思路。”河南省檢察院有關負責人給記者作了一個詳細介紹：

　　“穩定數量”就是要求辦案數量保持穩定，不能大起大落；

　　“提高質量”就是要提高有罪判決率、提高實刑的判決率，減少判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比率；

　　“改善結構”就是要提高起訴率、起訴大要案率及有罪判決率；

　　“增強效果”就是克服單純就案辦案思想，改進執法方式，講究辦案策略，做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據介紹，為了引導各地的查案工作真正朝著新的辦案思路發展，省檢察院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考評辦法進行了修改和完善，增加了起訴和判決中大要案比例的分值以及判實刑率的分值。

　　這位負責人說，為進一步加大查辦職務犯罪力度，從更高起點、更高層次上加強和改進反貪、反瀆工作，省檢察院先后探索實行了8項工作機制，分別是“重大線索上提一級初查啟動機制”、“省市檢察機關帶頭辦案機制”、“對后進單位通報預警制”和“后進單位問責制”等。

　　“‘后進單位問責制’只是其中的一項。”這位負責人說，這一系列工作機制的推行，為全省反貪、反瀆工作注入了新活力，把全省查辦職務犯罪工作推上了“快車道”。

　　多了一張“底牌”

　　反貪內部人士稱，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在辦案過程中容易受干擾。反貪指標由“軟”變“硬”實屬無奈之舉，但卻給了反貪人員一張排除干擾的“底牌”

　　“后進單位問責制”的出臺，是否讓檢察官們感受到了壓力呢？記者為此特意走訪了河南省檢察機關的一些職務犯罪偵查部門。

　　采訪的結果有些出乎記者意料———本以為反貪人員會對“后進單位問責制”提出疑問和擔憂，但反貪內部人士對記者表達得更多的卻是“肯定”。

　　“我們手里有了一張底牌，辦起案件來不會沒有底氣了。”一位反貪局長興奮地對記者說。

　　看記者還是有些不太明白，這位反貪局長進一步解釋道：“查辦案件苦點累點都不怕，最怕的是在辦案的關鍵時期受到干擾。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在辦案過程中，有時不得不作出讓步。反貪指標由‘軟’變‘硬’實屬無奈之舉，但給我們硬起手腕查辦職務犯罪案件提供了條件，我們就可以不受干擾地大干一場了。”

　　“檢察院查辦的貪污、瀆職案件涉及到的每個當事人都有一定地位、一定能量，有的還相當大。我們辦的案子，連‘村官’算在內，沒有一起不找來說情的。沒有一張不徇私情的‘鐵面’，根本別想辦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資深檢察官有些無奈地告訴記者，他一上案子，就經常關手機，不回家，也不在辦公室，為的是排除一切干擾。

　　這位檢察官深有感觸地說：“有了案子，有人找也是正常的，沒人找反而是不正常的。辦理職務犯罪案件首先要過的就是‘人情關’，這一關過不去，就辦不了案，怕得罪人，就不能干反貪這個活兒。”因此，他認為，“嚴格的問責制度很有必要”，有利于增強干部的責任心、使命感、大局意識，也有利于調動干部的工作積極性。

　　河南政法干部管理學院副教授張建成對此也表示贊同。“人無壓力輕飄飄。如果不實行問責制，干多干少、干好干壞都一樣，那么有些檢察官就可能在人情面前不積極作為。而實行問責制，完不成辦案指標就將被問責，就可迫使檢察官積極地去作為，想方設法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并可能促使他們創新工作方法，發現、查處更多的腐敗分子。”張建成說。

　　有法律界人士認為，一些腐敗分子可能隱藏很深，但只要反腐檢察官積極作為，就能挖出、查處一些腐敗分子。因此，“后進單位問責制”不僅可以一試，也有必要進行推廣。

　　引發社會爭議

　　各地貪腐程度不同，用打分排隊的做法衡量反腐成績有違客觀規律;如果像追求經濟指標的增長一樣，要求腐敗案件一年比一年大，很可能導致一些人為了出“政績”而把貪官“養肥了再抓”

　　在一些反貪檢察官和法律界人士對“后進單位問責制”叫好的同時，也有部分業內人士和學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其實，反貪局、反瀆局每年都有考核任務，省檢察院的這項規定并不新。”一位來自基層檢察機關的負責人告訴記者，上級檢察院通過考核來對下級檢察院及檢察長進行評價，而考核量化中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大要案查辦數量。有些檢察長為求工作業績，就在年初對反貪局、反瀆局定下具體數量指標。但腐敗犯罪的被發現、被查處有其自身規律，況且現代刑法遵循“無罪推定”原則，尚無確鑿證據證實腐敗犯罪存在便已定下腐敗案件查處數量，有違客觀規律，應該引起有關方面的高度關注。

　　“反貪局的作用，既有懲治腐敗的作用，還有防止腐敗的職責，其最終目的應該是讓腐敗行為逐漸減少，直到最終消除。”鄭州大學一位法學專家說，如果像追求經濟指標的增長一樣，要求腐敗的案件一年比一年大，一年比一年多，很可能會有人為了出“政績”而把貪官“養肥了再抓”，人為地把小貪養成大貪，還可能導致一些反貪局長為保“烏紗帽”而片面追求辦案數量，從而導致錯案、冤案產生。

　　“給名額，定指標，打分排隊，不是萬能的膏藥，一貼就靈。”這位專家認為，這種制度在實施初期確能加強反貪力度，但每個地方的貪官數量和貪腐程度都有不同，如果被問責的反貪、反瀆局一把手工作不力，當然要撤換，反之就可能被冤枉。這種把工作成績和查辦數量畫上等號的做法有失嚴謹，容易催生出“數字出干部，干部出數字”的現象。(鄧紅陽 韓丹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