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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2009年10月，武漢大學常務副校長陳昭方和常務副書記龍小樂被湖北省檢察院批捕。導致這兩位正廳級“校官”落馬的原因，是他們涉嫌在該校學生宿舍的建設中受賄。

　　武大腐敗案被曝光的同一天，廣東湛江師范學院院長郭澤深在學校基建、財務等方面涉嫌存在經濟問題，被當地公安機關刑拘。4天后，又爆出武漢科技學院院長及副院長因涉嫌基建腐敗被“雙規”的新聞。

　　這只是新近披露的高校基建腐敗的部分案例。 1999年中國高校全面擴招后，昔日的象牙塔漸漸變成了“蛀蟲塔”。有專家分析，大學的超常規發展、一把手權力過于集中，以及監管的空白，都是高校基建腐敗的重要特征。

　　武大腐敗案案發后，國家教育部召開了工程建設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工作會。一位副部長在會上稱：為期19個月的教育系統工程建設專項治理工作，已從今年9月開始。

　　“高校成了封閉的小社會”——這是大學基建腐敗案高發的根本原因

　　本刊記者/王婧

　　武漢大學兩名正廳級官員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額受賄被捕，讓“象牙塔”在公眾心目中清水衙門的形象轟然坍塌。

　　與武大腐敗案被曝光的同一天，廣東湛江師范學院院長、黨委副書記郭澤深在學校基建、財務等方面涉嫌存在經濟問題，被當地公安機關刑事拘留。4天后，又爆出武漢科技學院院長張建剛、副院長王志貴因涉嫌基建腐敗被“雙規”。

　　這只是高校基建腐敗的“冰山一角”。以武漢市武昌區為例——該區檢察院反貪局局長劉群在2009年5月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因為在基建等領域“潛規則”大行其道，武昌區的8所部屬院校中，只有一所院校沒有人被司法調查。

　　象牙塔為何變身“蛀蟲塔”？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清華大學建設管理系工程管理研究所副所長鄧曉梅表示，“高校基建腐敗與其他的基建腐敗存在著80%的共性，即在基建的各個環節都存在腐敗的可能，但也存在著一些獨特性。”

　　“高校成為封閉的小社會”——9年來一直研究工程建設領域腐敗預防的鄧曉梅用這句話來詮釋她所指的“獨特性”。

　　溫床：高校的超常規發展

　　2001年8月，《中國新聞周刊》曾發表《腐敗新災區：高校》一文，分析高校腐敗的發生、蔓延經歷了三個階段：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萌芽，90年代中期的發展，以及90年代末開始大面積爆發。

　　7年后，南京工業大學基建處辦公室主任孫義分析了中國高校基建部門100份犯罪樣本，從數據上印證了《中國新聞周刊》關于20世紀90年代末高校腐敗大面積爆發的觀點——1999年，南京市高校基建部門職務犯罪僅1件；2000年猛升至4件；2001年又翻番為8件；2002年頭3個月就查辦8件⋯⋯

　　高校腐敗為何從90年代末開始大面積爆發？“高校腐敗多發生于體制改革啟動之際。”在孫義的論文中，他如是總結。

　　1999年開始的大學擴招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當時，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5%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80%左右的水平。而從1999年開始，高校開始超常規發展。1998年，全國高校的招生人數為180萬，到了2005年飆升至530萬人——擴大了近3倍。

　　與招生人數同步增長的，是高校硬件設施的大幅度跟進。“從1998年到2005年4月，平均每年新建校舍300萬平方米，大多數學校每年完成的基建工作量都在20萬至30萬平方米之間。新建、改建的學生宿舍和學生食堂的面積超過了過去50年的總和。”教育部原副部長張保慶在一次研討會上稱。

　　自擴招至2001年起的3年間，中國政府累計投入資金70多億元。但這筆資金對擴張中的中國高校而言無異于杯水車薪。如果按照當前北京大學約有3萬學生計算，當年擴招的規模，需要在中國再建120所北京大學。而在短期內出現如此巨量基建項目，無疑為高校基建部門提供了腐敗的“溫床”。

　　同時，1998年《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頒布，明確了高校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高校自主權得到了法律上的確認。

　　據某高校基建處的一名員工回憶，從1998年到2006年之間該省發展改革委員會、教育廳對該校立項的批復上都會有“資金自籌”字樣。而“資金自籌”也從那時起，逐漸取代了“政府投資”，成為高校最重要的資金來源。以武漢大學為例，2008年武漢大學基建投資計劃共計15大項，其中國家預算投資1820萬元，學校自籌7825萬元，自籌資金是政府投資的4倍還要多。

　　對于“資金自籌”，北京某高校基建處一名員工解讀——“言下之意，項目我批，但從哪里出錢我不管，至于如何用錢那就更不好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