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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通“釣魚執法”：政府不能陷害自己的公民

　　2009年9月8日，上海白領張軍(化名)因搭載一名自稱胃痛又打不到車的路人，遭遇閔行區城市交通行政執法大隊“釣魚執法”，被扣車并罰款1萬元。其后，一系列案例相繼曝光，司機孫中界斷指以示清白一事更是引起轟動。目前，張軍對有關交通行政執法部門的起訴已被立案。

　　曹景行(著名時事評論員)：這個事件所反映的問題是相當嚴重的。如果事先已經有人檢舉揭發他是黑車，有切實的證據，執法人員可以在路上等著他，甚至派人上車也無不可，但是你要拿出證據來。隨便在街上截停一輛車，對沒有任何嫌疑的普通公民，用這種陷人于罪的方式來進行查處，它本身就是一種違法行為。在西方國家，用這樣的手段采集的證據是非法證據，是不可能上法庭的。

　　尤其嚴重的是，一個政府不能陷害自己的公民，政府陷自己的公民于罪，可以說這是一個不道德的政府。

　　執法者用違法的手段執法，這種公眾無法監督的執法，一定會走向濫權營私。“釣魚”本身涉及龐大的利益。上海某個區兩年查處黑車罰款達到5000萬元。據媒體調查，在這些執法大隊下面還有所謂“釣頭”，而“釣頭”下面又有數以百計的“魚餌”，能獲得“獎金”。這當中的利益究竟怎么分配的、有沒有涉及貪污或私分，都需要進一步查處。上海市政府要求有關區政府對這種非正常執法取證的手段進行調查，如果確實有的話，進行查處。這是一個好的開頭。我們等著結果。

　　上海要成為國際大都市，最缺的是文明、法治和文化。

　　山西煤礦改制“國進民退”：民企還敢再干嗎？

　　2009年4月山西省政府發文，明確將全省登記在冊的2840多座煤礦收歸國有，9月底前完成《進駐被兼并煤礦協議》簽約儀式，小煤礦將退出歷史舞臺，“煤老板”亦將成為一個歷史名詞。2009年9月，一份名為“浙商在晉投資的煤礦企業在山西煤礦企業兼并重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損失”的調研報告由浙江省有關部門完成，使這一輪煤礦改制中的“國進民退”現象備受關注。

　　汪冬蓮(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輿情分析師)：2005年，時任山西省長的于幼軍提出對煤炭實行“資源有償、明晰產權”改革，吸引大量民營資本，特別是浙江、福建等地的民營資本進入山西煤炭行業。四年后，政府又對煤炭行業進行國有化為主導的重新洗牌，以指定主體、指定區域、指定方式、規定時間等帶有強制性的手段對民營企業進行兼并重組，令一些民營投資者陷入兩難。這一輪煤礦整合中，幾乎都是由國營煤礦“并購”私營煤礦，私營“煤老板”要么折價參股(但不能控股)，要么接受并購，而且并購價要由政府來定，這種近乎強制性的“整合”，涉嫌對民營經濟的巧取豪奪，引起了輿論有關新一輪“國進民退”的質疑。事件在私營經濟發達的浙江省已引發震蕩，浙江省已向山西省提出交涉。

　　有輿論認為，如果這次兼并重組能夠將山西的煤炭企業做大做強、減少礦難，將為全國其他地區提供示范。但“煤老板”對“加強安全”一說亦有質疑。在這一波整合中，強勢并購的多半是地方的國企，既有省屬國企，亦有市屬、縣屬的國企，這些地方國企的安全紀錄并不漂亮。

　　保育鈞(國務院參事室特邀研究員)：以國有礦為主體兼并重組小煤礦，推動規模化經營，更重要的是保障生產安全，減少污染排放，這種愿望很好，但是做法值得考慮。

　　兼并重組，程序上要科學，要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尊重企業自主權。小煤窯也是有合同的，也是市場主體，享有平等的談判權，不能以“權”改“法”。但這次兼并重組，實際上是政府單方面推行強制的行政命令。

　　山西政府希望民營資本能繼續留在山西發展其他產業，比如新能源、輕紡工業等第三產業。但是，政府不守信用，民營企業還敢再干嗎？上個世紀90年代，陜北油田到處招商引資，出油后又嫌亂，要把它們收回，那是很殘酷的。不要重犯陜北油田的錯誤，不能用簡單粗暴的辦法來對待市場主體。

　　山西煤礦兼并重組，實際上是一個利益政治，因為煤礦是寶貴的資源，山西就是靠煤。過去國有煤礦是無償使用國家資源的，地租不繳，資源稅繳得很少，現在民營企業效率顯然超過它。國有企業不能與民爭利。給民間資本一點空間，民營企業同樣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金融危機出現后，有人認為這是美國搞市場闖的禍，我們用政府萬能來拯救市場。擺脫危機到底靠什么？靠深化改革，還是靠重新回到憑權力配置資源？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應該有個邊界，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決定劃定了邊界，不能無限擴張。(本報記者 滕興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