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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程證

　　上世紀60年代印尼排華之時，趙惠恩想出去，黃俊堅想進來。

　　1965年，18歲的黃俊堅從印尼經香港回到廣州，被安排到廣州華僑五校就讀。報到的當天，在派出所民警前來做戶籍登記之后，黃的護照被帶走，再未歸還。

　　3年之后，為響應最高領袖“上山下鄉”的號召，黃俊堅被分配到海南島萬寧縣中興華僑農場務農。在這座軍區農場里，黃俊堅的工作是割橡膠。

　　橡膠水有一個特點，氣溫稍高之后就會自行凝固。華僑們別無選擇，只好每天凌晨3點鐘起床，先吃稀飯，然后步行約一小時去工地割橡膠。現在的橡膠工，一般每天要割一兩百株至三四百株不等，但黃俊堅當時每天要割五百株。

　　很多華僑的母親前來探望，發現自己的孩子面色蒼白，她們回到香港等地就開始“造輿論”。

　　一邊想出去，一邊不肯放，死結卻因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而解開。據國務院僑辦秘行司原司長陳長淦和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原處長陳水珠回憶，尼克松訪華期間曾經提出質疑：來去不自由。

　　政策開始松動。從1973年開始的兩三年間，大批歸僑離開大陸，通過香港設法回到出生地與家人會合。政府方面的原則是：除了有重大政治問題并掌握機密的歸僑，只要提出申請，就一律給予放行。

　　放行的憑證，卻并非護照，而是兼具護照功能的一張薄紙——單程香港通行證。1973年6月，黃俊堅提出申請赴港，7月獲準，8月27日抵達香港與父親團聚。他后來回憶，自己之所以順利抵港，除了大氣候的因素，也與父親在香港一直幫助大陸做轉口貿易有關——閉關鎖國的大陸，當時只有香港一個窗口面向世界。

　　很多人勸陳長淦和陳水珠也一起走，夫婦倆沒有同意。他們看到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大批歸僑抵港之后，無法獲得印尼等國簽證，進不得；單程香港通行證已經鎖死了返回大陸的通道，退不得。進退維谷之間，不得不滯留香港。

　　時至今日，當陳長淦夫婦到香港時，仍有滯留香港一生的老友聚在一起唏噓當時求生之艱難。

　　1974年，新中國第6版護照推出，封皮上護照二字從前5版的繁體變成了簡體。

　　“海外關系是個好東西”

　　1977年7月，鄧小平復出。

　　10月2日，他在接見港澳同胞國慶代表團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銘澤夫婦時說：“什么‘海外關系’復雜不能信任，這種說法是反動的。我們現在不是海外關系太多，而是太少。‘四人幫’胡說什么‘地、富、反、壞、僑’，這種錯誤說法和做法一定要糾正過來。中央已經下了決心，對愿意出去的人，不要搞得那么緊，繼承遺產、娶親等等，都可以出去。回來的也歡迎。”

　　他還說，“海外關系是個好東西。”

　　陳長淦和陳水珠聽了，頓覺春風撲面。在他們的記憶中，后來擔任中共中央主席、總書記的胡耀邦在1981～1985年連續就調整出入境問題作出指示，口徑一再放寬。以至于陳長淦和陳水珠正在讀大學的女兒動了去美國留學的念頭。1981年，女兒的夢想成真，遠在印尼的爺爺負責每年3萬美元的求學費用。

　　女兒的護照被拖了兩個月，但在夫婦倆看來，比起之前的幾十年，這已經很不錯了，起碼沒有人再為此上綱上線。

　　1984年，陳長淦一天之內連升三級，從國務院僑辦副處長直升為秘行司司長。2009年秋天，他回憶往事時感慨滿懷：“僑務工作要我們這些歸僑來做才好，之前卻總是得不到信任，領導不敢委以重任。”

　　1985年之后，來公安局辦護照的人明顯多起來。這個時候，辦理護照的表格，已從4份減為2份。市局存檔的一份不變，原來由單位、街道政審的程序，現在通通交給分局負責了。因為人多，位于東交民巷36號的外事科開始顯得“廟太小”。這間區區十來個平方的平房里，每天都要接待數百人，而接待員只有兩名，后來接待員增加一倍，仍然無濟于事。

　　上世紀80年代的第九版護照，已經使用了防偽技術，只是技術相對簡單，在頭像上蓋個鋼印，內頁為天安門水印圖案。

　　“當時里面還都是人工手寫的，沒有復印機，也沒有什么復印件，在辦證窗口，接待員先要核對各個證件，對好了，蓋個章表示已核對。后來接待量越來越大，接待員一天下來累得頭暈眼花，有時候沒看清門牌號，晚上還要給人打電話問你家門牌號是1還是2。鋼印特別沉，一天兩三百個蓋下來， 手累得哆嗦。領導也要一本本簽字，一天到晚簽字，我記得當時我們一個領導簽字簽到手得了腱鞘炎。”李愛萍回憶說。

　　每天晚上外事科關門時，總得出動3個壯小伙，前面兩個連勸帶推，讓排隊的人退到大門外，門里的小伙趁機關上大門，對外面喊：“明兒再來！”外面的人說：“我就不走了！好不容易排到我，明天我是第一號！”

　　1988年，陳長淦年屆58歲，已接近離休。僑辦的政策是，歸僑干部可以出去探親一次，單位負責報銷北京至深圳的費用。陳長淦在一天之內，就在單位走完了政審的程序，人事部門負責人和單位負責人分別在申請書上簽字同意，而他辦理護照和前往新加坡的簽證也一路綠燈。

　　1988年10月25日，仍然無法入境印尼的陳長淦抵達新加坡，住進友人家中。一個星期之后，年近九旬的父母從雅加達飛抵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迎候的人不少，老父已經認不出40年不見的兒子，一迭聲喊道：“誰是長淦？長淦在哪里？”

　　看著已經有些直不起腰的父母，陳長淦未語淚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