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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機場清潔女工梁麗“撿”走300萬金飾案終于塵埃落定。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梁麗犯盜竊罪的證據不足,其行為只構成侵占罪,屬“不告不理”的自訴案件。案中失主則表示不追究她的責任,梁麗徹底自由了。不僅梁麗在經歷9個月的“牢獄之災”后被無罪釋放,“劫持人質籌錢救母案”日前也作出了一審判決:以綁架罪分別判處哥哥有期徒刑五年零六個月,而弟弟則判緩刑而釋放。誰都知道這一判決顯然屬于輕判。

　　一邊是無罪釋放,一邊是獲得輕判,判決兼顧法理與人情,可能一時平息了不少人心中的焦慮。即便在當時公訴機構仍未提出起訴,梁麗案一經曝光,馬上激發了輿論“罪與非罪”、“重判與輕判”的爭論。公眾關注此案,首先源于一些人心中形成的弱勢群體容易被重罰的印象。女工“撿”金,“或被起訴,最高可判無期”等關鍵詞被挑出并放大,活脫脫成了“許霆第二”,一股不能自抑的“正義感”油然而生。而更深層的原因,恐怕在于每個普通人對于自己處境與權利的焦慮。誰都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被柜員機的錢猛地砸中了頭,也不知道會不會在機場這么好彩就能搬到一箱金子,果真如此,自己會否也如他們一樣差點就被“無期徒刑”套了進去。這種“如果是我”的焦慮感,迫使人們不得不強烈關注案件。應當說,民眾對于現實案件強烈的呼聲能夠反映到案件審理之中,讓法官聽取民意,考慮判決的社會影響,而不再僅僅專注于僵化的法律公式,這是一個進步。畢竟,8年前的“云南版許霆案”至今仍在申訴的路上蹣跚,相形之下,廣州許霆是幸運的,梁麗以及張氏兄弟同樣是幸運的。

　　但是,民意審判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困擾著法律人對于司法公正的思考。對于法律而言,民意必然是要聽取的,但在任何一個法治國家,這只限于法律的制定與修訂過程。一旦法律成形生效,法律只能被信仰,司法不應被任何事物左右。否則,會不會陷入“不患沒有規則,而患規則因人而異”的漩渦,更會不會形成輿論主導判決的被動局面?然而,正是對于現有規則與程序的不太信任,才導致民眾迫不及待、越俎代庖地試圖參與到審判之中。當梁麗案還在公安機關補充偵查期間,偵控方是否掌握了新的證據和事實都仍是個謎團之時,不少人便開始質疑處理本案的法官,不信任感鋪天蓋地而來。而理想的狀態是公眾篤信法律,相信司法機關會秉持公正立場,遵循法治路徑進行處理,公眾只需等待一個公正的判決。

　　盡管梁麗以及張氏兄弟是幸運的,盡管民意審判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卻并不意味著民眾就可以忽略乃至無視這兩個案件所具有的社會危害性。作為一個普通人,應該懂得不可以把“撿”到的物品拿回家,何況是巨額的貴重物品；也應該懂得即便你有再大的冤屈與痛苦,也不能建立在剝奪他人人身自由、威脅他人人身安全的基礎上。這與道德無由,只與法律有關。別忘了,梁麗的行為并非無罪,而是由于侵占罪不是檢察機關管轄的公訴案件,屬于自訴案件,而起訴人明確表示不起訴,梁麗才能得以釋放；更別忘了,那個被張氏兄弟劫持的被害人鄺某,至今還表示不愿原諒他們。

　　梁麗案與張氏兄弟案讓我們看到了人性化審判的希望,但同樣給我們帶來了焦慮與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