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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目前正處在科技發展物質條件最好的時期，如果能夠迅速創造一個好的人文環境，選好科學前沿的發展方向和領軍人才，吸引一批最優秀的青年，中國科學的起飛指日可待。

　　　中國的科技事業伴隨著共和國一起走過了60年的發展歷程。經過60年的不懈奮斗，中國已經發展成為學科體系較為完備、科技人力資源世界第一、科技成果不斷涌現的科技大國。

　　從“向科學進軍”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從“科教興國”到“建設創新型國家”，中共中央在國家發展的關鍵時期做出的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為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在艱難中起步、在改革中前行的中國科技事業，正迎來在實現“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戰略目標中的大發展時期。正如我國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周光召院士所說，“我國科學技術大發展的外部條件已經基本具備，大發展的時機已經到來。”

　　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協主席的周光召是我國“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在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理論設計中作出過重大貢獻。在第七屆中國科學家論壇上，周光召向《瞭望》新聞周刊表示，“中國目前正處在科技發展物質條件最好的時期，如果能夠迅速創造一個好的人文環境，選好科學前沿的發展方向和領軍人才，吸引一批最優秀的青年，中國科學的起飛指日可待。”

　　科技體制改革帶來的巨變

　　新中國科技發展史上有兩個重要節點：一個是1956年，黨中央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制訂了新中國第一個科技發展規劃，并取得了以“兩彈一星”為標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為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奠定了雄厚基礎，是中國科技的大發展時期；一個是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召開，被譽為“科學的春天”到來，也被公認是中國科技事業發展新的起點。由此拉開的改革和調整中國科技體制的序幕，特別是1985年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正式出臺，為促進科技與經濟的結合、促進新時期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開放前的幾十年間，中國科技體制基本上秉承了前蘇聯的模式，科研與生產皆聽命于完全的計劃經濟。而始于1985的科技體制改革，其主要內容就是要促進科技與經濟的結合。

　　分析科技體制改革給我國科技事業帶來的變化，科技部政策法規與體制改革司司長、長期從事科技政策研究的梅永紅認為，以下幾方面的變化值得關注：

　　“一個最顯著變化就是市場配置科技資源。”梅永紅告訴本刊記者，傳統的行政體制下，你做什么不做什么、你的技術給誰、你這個人放在什么位置上，基本上是聽命于政府的指令，但是今天越來越多科技資源的配置、科技資源的流動、創新要素的集聚打破了過去的模式。由市場來配置科技資源、創新資源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他舉例說，從最早的中關村高新技術開發區開始到現在的50多家國家級高新區、地方的高新區，這里大量的科技人員實際上都來源于原來的科研院所和高校，于此鑄就了中國10%的GDP增長速度，貢獻了中國30%的對外貿易額。實際上這就是科技體制改革所帶來的一個最直接變化。

　　第二個最突出的變化就是企業創新地位的提升。這種變化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伴隨著整個科技體制改革的變化而變化的。今天一些成規模的企業、甚至在很多中小企業中，關注科技、關注研發已經成為一個基本的取向，這在30年前是根本無法想象的。

　　梅永紅介紹說，我國的標桿型企業華為，自己就有一個完整的研發體系和研發平臺，有一批一流的研發人員。它在全球9萬多職工中，有48%的人是搞技術研發的；2008年它的研發投入約70個億，已經接近國家“863”計劃全年的投入；企業已經有上萬項的專利，其中85%都是發明專利。所以“當這種企業在一個個長成的時候，你不能不感到興奮。”

　　“在80%的品牌讓外國品牌控制的汽車領域，在汽車行業一片CKD(以全散件形式作為進口整車車型的一種專有名詞術語——記者注)的環境下，與一汽、二汽等大的汽車企業相比還是個丑小鴨的奇瑞，卻決心進行技術學習，決心在中國這種‘七國八制、諸侯分封’的市場格局中殺出一條血路，打造自己的品牌，與‘巨人’一爭高下。這樣一個學習的企業，一個追求內在核心競爭力的企業同樣令人振奮，同樣值得我們給予更多的期待。”

　　科技部提供的資料顯示，近年來，企業技術創新的內在動力在不斷增強，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使越來越多的企業認識到依靠科學技術、提高創新能力的重要性。據初步統計，僅2008年，企業研發投入的總額已經超過了3380億元，占全社會研發投入的70%以上；國內企業申請專利同比增長了23.9%，全國技術交易額的總量是2665億元，企業占了其中的80%以上。在國家科技支撐計劃中，有企業參與的課題占95%，由企業負責牽頭、產學研合作承擔的課題占39%。在“863”計劃當中，也有43%的課題由企業承擔。企業在國家重大技術創新活動中的骨干作用日益突出，正在成為技術創新要素集聚的重要載體。

　　第三個突出變化就是科技工作、科技活動的開放性。資料顯示，我國已與152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科技合作關系，簽署的政府間科技合作協定達到104個，這些協定2/3以上是在改革開放后簽訂的。目前，我國已累計參加了1000多個國際組織，其中大約有350個國際科技組織；已有200多位科學家被選入國際科技組織的各級領導崗位并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具有代表性的大科學國際合作研究計劃有50多項，我國已參與了近20項。

　　第四個變化是科技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變得無所不在，并且日益突出。有數據表明，目前許多城市的GDP是由高新區來貢獻的。針對資源枯竭型城市的問題，梅永紅說，早在90年代初期，大慶市當時的領導就非常敏感地意識到，大慶的石油終有一天要枯竭，尋找城市未來的發展方向成為當地政府的頭等大事。在當地政府的爭取下，國家在大慶設立了高新區。如今，大慶的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已經占了大慶市GDP的50%。“同樣是資源型城市，但現在大慶已經能從容地應對資源枯竭所帶來的影響。由此不難看出，科技對城市發展、對國家整體經濟的發展的作用和影響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樣，在很大程度上這要歸功于科技體制改革所帶來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