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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熱詞頻頻現身《人民日報》

　　1988年，“下海”在《人民日報》上，一年也就出現了一兩次。《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馬立誠再三回憶，不記得在上世紀80年代聽說過“下海”的說法。他對這個詞有印象是在1992年。

　　這一年1月，在美國待了5年、拿到政治學博士學位的武克鋼回國探親。他在深圳第二次見到了來視察的鄧小平。在深圳迎賓樓，鄧小平在干部會議上講的“誰不改革誰下臺”讓他記憶深刻。鄧小平的語氣讓他確信，中國要繼90年代初的保守思想回潮后，重回改革軌道。

　　1992年是中國的又一個轉折點，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被寫進了中共十四大報告，關于改革的意識形態爭論被擱置——中國跳進了大海。

　　此時，無論在民間話語還是官方媒體，“下海”都成為了真正的全民熱詞。1992年，它在《人民日報》的文章標題里出現了7次，《經濟日報》是18次。第二年分別增加到26次和49次。在被《人民日報》報道過的下海官員中，北京市旅游局前局長薄熙成是最著名的一個。而根據中共遼寧省委組織部的數據，該省在1992年前后約有3.5萬名官員辭職下海，另有700名官員“停薪留職”去創辦企業。

　　這一年，武克鋼把在美國開餐館、炒股票、基金賺的錢帶回國內，辭掉了蛇口工業區的職務，開始了自己的下海之旅。他的心中有一個不為人知的抱負，希望中國從無所不在的官本位文化走向工商文明，在這樣一個文明中，人們都依賴規則行事，而不是潛規則。他在深圳、海南、香港、武漢、大連等地轉了一圈，足跡所過之處都留下了企業。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是1997年在云南創辦的云南紅酒業。

　　12年后的今天，他正為“云南紅”的上市而奔忙。但這并不妨礙這位有著官員履歷的知識分子關注阿富汗大選和日本首相選舉。在采訪過程中，他差不多花了1/3的時間與記者探討“普世價值”的話題。

　　而在1992年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莊儒平從國營深圳國旅珠寶金行抽身出來，再次下海。原因是，他已經無法與國營企業的經營邏輯相洽合，即使這個企業在深圳。“這個企業的業務，大部分是我一個人在做。但在國營企業，你干的再多都不是自己的，我每年都只敢比上年多完成30%的任務，因為下一年的任務量以前一年為基礎”。

　　一些同事也開始打小報告，莊儒平在深圳有私家車、大哥大和六七家店鋪——雖然他已經盡量在上班期間把大哥大藏到包里，“他們說的都是事實，但這些都是我進入企業以前就有的。”莊解釋說。

　　但莊儒平并沒有真正離開這家企業，而是在退出后成立公司，以掛靠的方式繼續與其合作。直到政策允許后，逐步收購其股權。回顧自己的從商歷程，他會感嘆，真正受惠于下海的其實是那些“有辦法、有門路、有基礎”的人。

　　陳西峰也有類似的感觸。1995年，已經供職于日本最大的動畫企業朝日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他，月薪已經能拿到15000元。這一年他去日本參觀，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動畫導演宮崎駿，他向對方談起自己的困惑：在中國，漫畫沒人關注，政府也不太重視文化產業。宮崎駿則用自己的作品《風之谷》4年無人投資的例子給他鼓勵。

　　“中國的情況很像日本的60年代，他對我說，堅持住。”陳西峰回國兩年后，辭職創辦了自己的風動畫公司。在這個花600萬買的辦公區里，他一方面為歐美和香港的動畫做前期加工——他參與前期制作的動畫片包括《麥兜》；另一方面，用賺來的錢投入原創作品，他希望做一部給成年人看的動畫片，不是那種“蹦蹦跳跳很幼稚的”。

　　陳現在每年都要給仍在老家工廠上班的三弟寄些錢。三弟是車間班長，工作勤奮，每個月滿打滿算能拿到1200塊工資。他曾把三弟接到深圳學過一段時間開車，但三弟并沒找到收入足夠讓他把全家都接來的工作，沒多久又回去了。

　　“媒體報道的都是下海人中的成功典型，這很容易掩飾下海殘酷的一面。”陳西峰說。讓陳西峰傷感的例子是，他妻子的一位老師，從紹興一家國有廣告公司辭掉工作，帶著畢生的積蓄來到深圳，沒多久就被騙光了，只好黯然回到紹興。現在只能靠幫人畫點小標志、接點家教活為生，原來的保障全沒了。

　　但陳西峰仍然感激深圳——這個當年給了他和無數人弄潮機會的新世界。2009年上半年，因父親去世，他回到了很久沒回去過的大山里的工廠。那里已經一片蕭條，當年意氣風發建設三線的工程師們，現在都拄著拐杖在廠門口蹲著，神情木然地數著一起來的人里誰又去世了。

　　“如果不是當年下海，現在的他們可能就是我人生的另一個版本。”他慶幸自己選擇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