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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中國航天也進入了從航天大國向航天強國轉型的關鍵時刻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健君

　　“共和國戰略安全的基石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在我們這里。”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以下簡稱航天科技集團)總經理馬興瑞6月9日接受《瞭望》新聞周刊專訪時說，“中國要在世界上成為有影響的強國，航天發展是戰略性的支持基礎之一，所以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一直把航天作為一個戰略性的高科技產業來發展。”

　　回顧半個世紀來中國航天事業發展歷程，尤其是航天科技集團成立十年來所取得的驕人成績，他由衷地感嘆，正是在強大的國家意志推動下，起步晚于歐美發達國家的中國航天事業，在為國民經濟、國防建設服務中不斷抓住了跨越式發展的機遇。

　　馬興瑞介紹說，53年來，我國的航天事業取得了一系列輝煌成就，“集團公司研制的一大批具有較強實戰能力、突防能力和精確打擊能力的型號武器已經裝備部隊，極大地增強了我軍保衛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維護世界和平的能力，為提升我國的國防實力、奠定在國際舞臺上的大國地位發揮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集團公司成立以來的10年，取得了載人航天飛行和首次月球探測工程的圓滿成功，樹立了航天發展史上兩座新的里程碑，進一步提升了我國作為航天大國的國際地位，為成為航天強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瞭望》新聞周刊了解到，以2008年世界航天活動頻率來看，全球共進行了69次航天發射，其中俄羅斯31次、美國16次，我國11次，共發射各類航天器102顆，其中美國26顆、俄羅斯21顆，我國14顆，無論是發射次數還是發射的航天器數量，我國都位居世界第三，表明我國已經進入了世界航天大國的行列。

　　但馬興瑞清醒地告訴本刊記者，從航天事業而言，中國航天目前面臨的現實挑戰是從航天大國向航天強國的轉變；對于作為中國航天事業主導力量——航天科技集團而言，面對的是“國際一流的大型航天企業集團”的戰略目標的實現。為了明晰發展道路，集團公司在去年作出了戰略升級和主業調整，即將之前的“導彈武器系統、宇航技術與產品、航天民用產品”三大業務，轉向“宇航系統、導彈武器系統、航天技術應用產業、航天服務業”的四大主業。

　　從歷史中尋找航天事業成功的“基因密碼”，并將由其升華出的“航天精神”繼承到未來更激烈的國家安全、航天技術和市場競爭中，最終并肩于全球航天強國間，已經成為中國“航天人”的歷史新使命。

　　幾代領導英明決策

　　本刊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無論是以錢學森為代表的共和國航天事業奠基者們，還是現在以馬興瑞為首的新一輩的航天領軍人，無不把中國航天半個世紀來的驕人成就，首先歸功于歷代領導人在航天科技上作出的一系列重大規劃和決策。

　　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百廢待興。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從國家長遠發展戰略考慮，毅然作出了“兩彈為主、導彈第一”的決策。1956年10月8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誕生，拉開了中國航天事業發展的序幕。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發出了“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偉大號召，成立了專門研究人造衛星的581組。“兩彈一星(導彈、原子彈和人造地球衛星)”的重大決策邁出了航天事業創建的第一步。

　　事后多年，鄧小平評說，“如果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

　　中國嫦娥工程總指揮欒恩杰對此深有感觸，“‘兩彈一星’促進了我國航天科技的發展，形成了‘兩彈一星’精神，培育了一支隊伍，并且形成了一套系統工程的管理方法，積累了實施大工程的實踐經驗，是建國后首次通過重大工程帶動國家科技進步，至今對我國航天事業發展意義深遠，值得我們永遠記憶和傳承。”

　　20世紀60年代中期，黨中央又作出“八年四彈”的決策，使我國導彈火箭研制生產能力上了幾個臺階，解決了我國戰略導彈的有無問題，打破了核大國的壟斷，增強了國防實力；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了以潛射固體火箭、靜止軌道衛星和遠程運載火箭為內容的“三抓”任務的重大決策，促使我國的戰略核導彈和航天技術實現了跨越式發展。

　　20世紀80年代中期，“新三星一箭”重大決策，為航天科技服務于國民經濟建設奠定了重要技術基礎；20世紀90年代，我國實施載人航天工程；本世紀初，中央又實施了繞月探測工程重大決策，中國航天開始了深空探測的征程。

　　“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我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圓滿成功大會上的講話中所說，發展航天事業，是黨和國家為推動我國科技事業發展，增強我國綜合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而作出的一項強國興邦的戰略決策。”馬興瑞感慨地告訴本刊記者，“回顧航天近53年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發展航天事業始終是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從我國國家安全和科技發展方面作出的重大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