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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前，在遼闊的青藏高原，發生了一場偉大的劃時代的民主改革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百萬世世代代受盡剝削和壓迫的農奴團結起來，徹底推翻了維護封建農奴主利益、阻礙西藏社會發展、嚴重侵害人權、早已經被人類社會拋棄的封建農奴制度，使占西藏人口總數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成為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奠定了西藏社會走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堅實基礎。從此，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西藏呈現在世人面前。

　　一

　　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13世紀起，歷代中央政府都對西藏進行行政管轄。1951年5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標志著西藏的和平解放。

　　西藏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徹底驅逐了帝國主義勢力。但是，當時的西藏尚處在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占人口不到5%的藏傳佛教上層僧侶和世俗貴族共同統治著占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地方政府、寺廟和貴族三大領主幾乎占有全部土地、牧場等生產資料，控制著全體農奴和奴隸的人身自由。農奴的生存權得不到保障，更毫無政治權利可言。和平解放后，西藏社會的進步使廣大農奴、奴隸強烈要求對封建農奴制度進行改革，這些要求也得到了開明的僧俗上層的支持。但是，改革遇到了農奴主階級中的反動上層的竭力阻擋。鑒于西藏社會的實際情況，中央政府允許西藏在廢除封建農奴制度上有一個等待過程。直到1956年，實行民主改革才提上議事日程，在認識到改革的條件不成熟之后，中央在當年9月4日及時發出了《中央關于西藏民主改革問題的指示》(簡稱“九·四指示”)，認為在西藏民主改革問題上還必須等待，對在西藏的工作來了一個大收縮，為爭取西藏上層盡了最大的努力。

　　在對待民主改革問題上，西藏上層反動分子和廣大人民之間的分歧并不是快改和慢改的問題，也不是改革方式的問題，而是改與不改的問題。上層反動分子為了達到“永遠不改”的目的，不惜發動武裝叛亂，公然謀求西藏獨立。國際反共反華勢力積極支持叛亂分子，美國中央情報局吸收叛亂分子送往美國進行軍事培訓，然后空投到西藏作為叛亂骨干，并為叛亂分子提供武器等軍用物資。西藏的叛亂局面終于在1959年3月10日由局部叛亂發展為由反動上層農奴主所控制的西藏地方政府領導的全面叛亂。

　　二

　　西藏上層反動分子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們以背叛西藏廣大人民群眾開始，以被西藏和全國各族人民拋棄而告終。3月20日，叛亂分子向拉薩的黨、政、軍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發動全面進攻。人民解放軍奉命平叛，不到三天，就取得拉薩平叛的全面勝利。28日，國務院發布命令，解散支持和參加叛亂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委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并責成西藏軍區徹底平息叛亂。在平息叛亂的同時，從1959年到1961年，西藏各地實行了民主改革。這是一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百萬農奴推翻農奴主階級的黑暗統治，廢除“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社會的革命運動。

　　1959年6月28日至7月17日，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決議》指出，西藏現行的社會制度是一個反動的、黑暗的、殘酷的、野蠻的封建農奴制度，只有實行民主改革，才能解放西藏人民，發展西藏的經濟文化，為建設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的西藏奠定基礎。中共中央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及時制定了有關民主改革的政策。這些政策把平息叛亂與民主改革相結合，把革命與生產相結合，把目的性與可操作性相結合，從而使平息叛亂與民主改革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取得了勝利，同時社會經濟獲得了迅速發展，社會動蕩被減到最小的程度。

　　這些政策始終貫穿了分類指導的原則，對西藏實際情況相差較大的農區、牧區和邊境地區，對原地方政府、貴族和寺院所屬莊園牧場分別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根據農奴制社會的特點，在人口占全西藏總人口70%以上的農區，在階級劃分上只分農奴主(包括農奴主代理人)和農奴兩大階級，不劃富農。在改革步驟上分兩步走：第一步是發動群眾開展“三反雙減”(即反叛亂、反烏拉差役、反人身奴役，減租減息)運動，第二步是分配土地。對原西藏地方政府、叛亂寺院和叛亂貴族的生產資料，一律沒收，分給農奴和奴隸。對未叛寺院和貴族的多余生產資料實行國家贖買，再分給農奴和奴隸。在改革方法上，實行自下而上發動群眾和自上而下同上層愛國人士協商相結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謀求西藏民族的共同進步。民主改革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根本目的，力求避免出現破壞生產和生產下滑的現象。為此，在分配土地之前，實行了“誰種誰收，誰種誰有”的政策，避免了農業減產、土地荒蕪。糧食產量在改革當年就有所增加。民主改革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依靠群眾，培養和使用當地廣大藏族干部，從而使改革得以順利進行，并為西藏的長期建設積蓄了力量，保證了西藏的長治久安。同時，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及時復查、及時糾正，充分保證了民主改革成果質量。

　　在面積占西藏一半、人口占總人口約30%的牧區，采取了和農區不同的政策。在改革時間上，牧區直到1959年下半年才著手實施民主改革。針對牧業的特點，從保護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入手，中央和西藏工委制定了一系列十分慎重穩妥的政策，開展“三反兩利”(反叛亂、反烏拉差役、反奴役，牧主牧工兩利)運動，把斗爭的主要矛頭指向叛亂的三大領主及其代理人和叛亂牧主，將他們占有的牲畜予以沒收，按照“誰放牧歸誰所有”的原則分配給牧民，對叛亂分子及其家屬亦按當地一般生活水平留給所需的牛羊，未參叛的牧主的牲畜仍歸其所有。牧區實行“三不”(不分、不斗、不劃階級)政策。以保護和發展牲畜作為民主改革期間牧區工作的中心任務。明確宣布牧區草場仍按原來放牧習慣繼續放牧，除個別需要調整的以外，一律不要分配。還宣布廢除三大領主霸占草場、牧場和收取草場稅租等封建特權。反對和廢除牧區種類繁多的烏拉差役，對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借給勞動牧民的高利貸，一律廢除。廢除剝削嚴重的“不生不死”出租牲畜方式(無論牧畜是否死亡或繁殖，牧民都必須按原定數量向牧主繳納利息產品)，允許“有生有死”出租牲畜方式繼續存在(把母畜租給牧民，繁殖的幼畜歸牧主所有，如自然死亡可以注銷，每年牧民繳納一定數量的產品)，具體數量由出租方與承租方共同商定，從而促進了牧區的社會穩定，實現了人畜兩安。

　　西藏長期實行政教合一的封建領主專政，上層僧侶和貴族一樣擔任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員，通過寺院和活佛拉章(活佛侍從組織)擁有大量生產資料和農奴。藏傳佛教統治著人們的精神世界，藏傳佛教上層直接統治著物質世界。寺院占有的土地約占全西藏耕地面積的1/3，僧侶領主直接控制著數十萬農奴和奴隸。特別是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這三大寺的反動上層僧侶，是封建農奴制度的死心塌地的維護者。他們相約盟誓，反對民主改革，充當叛亂分子的中堅，把不少寺院經營成叛亂據點。平息叛亂后，黨和政府對寺院的民主改革制定了明確的方針政策，實行宗教信仰自由，保護愛國守法的寺院，同時堅持憲法與法律進寺，徹底廢除寺院的剝削壓迫和各種封建特權，廢除“政教合一”制度，實行政教分離，政治統一。在寺院民主改革中，貫徹依靠貧苦僧尼，團結愛國守法的宗教界人士，打擊組織、參加叛亂的和最反動的農奴主、農奴主代理人的階級路線。在寺院開展“三反三算”(即反叛亂、反特權、反剝削，算政治迫害賬、算等級壓迫賬、算經濟剝削賬)。1959年下半年，制定了寺院民主管理試行章程，在經過部分寺院試行后，由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正式通過，成為頒行全區各寺院的《寺廟民主管理章程》。在邊境地區，實行了更加慎重、穩妥的民主改革政策，從而保證了邊境地區的基本安定，保持了邊境群眾的生產生活正常進行。

　　黨的堅強有力的領導，百萬翻身農奴飽含極大政治熱情的積極參與，正確的方針政策和靈活務實的具體措施，三者結合確保了民主改革的順利進行。196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在《關于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中說：“中央高興的看到自從一九五九年三月開始平息西藏的反革命叛亂以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西藏工委領導進藏部隊同西藏干部和西藏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努力，不僅基本上平息了反革命叛亂，而且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使西藏的社會制度和政治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工作成就是偉大的。”

　　三

　　為期兩年的民主改革在西藏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在人類文明史上濃墨重彩地寫下了壯美詩篇。

　　(一)民主改革使西藏在社會形態上從封建農奴制社會轉變為人民民主社會。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耕地330萬藏克(西藏傳統重量單位，1藏克約28市斤。1藏克地即播種1藏克青稞種子的土地面積)。其中地方政府占有將近39%，寺院占有將近37%，貴族占24%。在三大領主占有的耕地中，約有1/3是使用所屬農奴的無償勞役直接經營的，其余的土地以份地的方式分給農奴耕種。土地的占有權發生變動時，農奴隨同土地一起隸屬于新的領主。三大領主對農奴的剝削主要是強制性的地租和高利貸。地租藏語中稱為“差烏拉”或統稱為“差”。分為人役、畜役(俗稱用腳走的差)和實物、少量貨幣(俗稱用手交的差)兩大類。農奴對地方政府、寺院和貴族三大領主支付的差烏拉明確分為兩種，即外差和內差。外差是農奴對地方政府支付的包括勞役、實物為主和少量貨幣形態在內的租稅，內差是農奴給所屬領主無償支付的勞役、實物或貨幣。

　　1959年，西藏約有人口110萬，其中農奴主階級占近5%，農奴階級占95%以上，沒有自由民。農奴主階級分為官家、寺院、貴族三大領主和農奴主代理人兩個層次。官家指地方政府，其上層官員由貴族和上層僧侶組成。貴族有200家左右，都是世襲的。農奴階級人身分別隸屬于三大領主，分為差巴，即領種差地的人；堆窮，即小戶；朗生，即家內奴仆或奴隸。舊西藏通行幾百年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明確將人分為三等九級，從法律上規定人的地位不平等。

　　民主改革后，西藏全部耕地等生產資料除了為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保留小部分，使其自食其力之外，其余沒收參叛領主的土地和由國家贖買未參叛領主的土地等生產資料，全部無償分配給了昔日無地的農奴和奴隸，同時徹底廢除了差烏拉。森嚴的社會等級被取消，農奴和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階級的成員成為社會地位完全平等的國家公民，享受憲法和法律的保護，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西藏成為生產資料由農牧民個體所有的人民民主社會。

　　(二)民主改革使西藏在政治制度上從封建專制走向民主。民主改革前，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是神權政治和貴族政治的產物，廣大農奴完全被排除在社會政治生活之外。農奴和奴隸依附于農奴主階級，人身安全時時處處受到威脅，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無法自由表達自己的意愿和政治訴求，不能行使包括選舉權、被選舉權在內的政治權利。當時的西藏完全是一個僧俗農奴主階級專政的專制社會。

　　民主改革后，獲得翻身的農奴開始享受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在西藏歷史上首次通過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民主選舉產生各級地方政權。到1960年底，全區建立了區級政權283個，鄉級政權1009個。1962年8月25日成立了西藏自治區選舉委員會，并舉行了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會議決定建立西藏各級選舉機構。到1965年8月，人民選舉產生了縣、鄉兩級國家政權，并選出了出席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1965年9月1日至9日，西藏召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了西藏自治區，選舉產生了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實施。

　　(三)民主改革使西藏宗教從政教合一走向信仰自由。民主改革前，西藏地方政府以維護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維護三大領主對農奴階級的統治為宗旨。在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統治下，人們沒有不信教的自由。全民幾乎都信仰藏傳佛教，藏傳佛教滲透到了西藏社會的方方面面。藏傳佛教寺院既是宗教場所，又是實力強大的社會政治、經濟組織，是擁有農奴、莊園、牧場和從事經商、放高利貸的經濟實體。僧侶人數占西藏人口的1/10。西藏地方政府官員分僧官、俗官兩大系統，大量僧人擔任西藏地方政府官員職務。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上層僧人參與西藏地方政權日常運作，三大寺在西藏政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民主改革使西藏真正實現了宗教信仰自由，實現了政治與宗教分離。政治統一，宗教不再干預政治事務。僧人專心學經修行，可以依法參與政治事務，不得非法干預社會公共事務。

　　(四)民主改革使西藏文化從僵化保守走向繁榮進步。民主改革前，在思想文化上，藏傳佛教的神學史觀起了主導作用。人們普遍信仰藏傳佛教，社會各個領域，特別是精神文化領域都深深地打上了藏傳佛教的烙印。進入20世紀，政教合一使西藏社會思想變得僵化保守，西藏文化已經失去了其曾經有過的創造活力，對新生事物和外來文化持排斥態度。民主改革后，馬克思主義占據西藏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現代科學迅速進入西藏社會。西藏的教育、文化、科學技術等都從傳統走向現代。西藏文化開始恢復其兼容并包的活力。今天，西藏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偉大成就，是由民主改革奠定基礎的西藏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

　　四

　　西藏的平息叛亂和民主改革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中國人民在20世紀面臨著兩大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一是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由于特定的歷史條件，西藏人民求得解放是分兩步實現的。第一步的重要標志是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簽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西藏人民將帝國主義勢力驅逐出西藏，回到了祖國大家庭的溫暖懷抱中。第二步的標志就是平息叛亂和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消滅了頑固維護封建農奴制度、陰謀分裂祖國的反動政治勢力，埋葬了延續千載、給西藏社會帶來巨大災難的封建農奴制度，從封建制度的壓迫下解放了出來，為以后走上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鋪平了道路。

　　西藏的民主改革，是西藏歷史上一次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它摧毀了封建農奴制度，改變了生產關系，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在西藏歷史上首次實現了人人平等，通過公民民主選舉建立起了代表西藏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級政權。百萬農奴和奴隸翻身得解放，成為國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實現了中國和世界人權事業的偉大進步。這一切，成為人民西藏的偉大開端，為西藏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執筆：廉湘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