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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都會成為兩會熱點，也都會有醫藥界委員反擊這種社會指責，今年兩會上，徐勇、李玉峰等數位醫藥衛生界委員稱：中國看病不算難，也不算貴，而是患者求醫標準過高，導致醫療資源“擁擠”。他們認為，應該對“看病難看病貴”給出定義，確立標準。徐勇委員為之準備了一個“明確看病難的定義與標準”的提案。(綜合媒體相關報道)

　　徐勇委員的這個提案真把人“雷”著了。到底不愧是中國的醫生，在長期的治療中養成了標準依賴癥，判斷什么都需要一個標準。然而，是不是高血壓有醫學標準，是不是糖尿病也有許多標準，可判斷看病是不是很貴很難，卻沒有一個嚴格、清晰、可衡量的標準和定義可以依賴，它很大程度上在于公眾日常就醫中積累起來的印象和感受，在于公道人心，在于一種普遍的輿論評價和集體感覺。想以某個“官定標準”來壓倒公眾的感覺，這是很荒唐的。

　　當然了，公眾的這種感覺也非無理的抱怨或是觀念的偏見，而是有自己理性的判斷依據的。他們是通過將自己醫療消費的增長與工資增長相比，拿中國平均門診費用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相比，用人均醫療支出占人均收入的比例，還有將看個病的花費與自己的收入相比，得出“看病貴看病難”之評價的。甚至官方也已承認了這一公眾感受——衛生部前部長高強多次撰文分析“看病貴和難的原因”，新醫改也正是以改變“看病貴和看病難”為出發點。這種現實下，再以“沒有定義和標準”來狡辯是很可笑的。

　　再來看這幾位委員的觀點。李玉峰委員稱：高標準的需求是“看病難看病貴”的因素之一，最窮的病人也希望尋求最好醫生的最佳治療。這種預期的結果就是傾其所有看病，于是導致了費用難以承擔。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那也是因為現實中許多醫院和醫生不是引導病人理性治療，而是利用病人這種心理讓病人多作檢查、過度治療、開大處方，借機“勒索”患者。另外，其實許多人并非想“尋最好醫生的最佳治療”，而僅僅是想治好病，可由于信息不對稱，他們遭到了惟利是圖的醫院“盤剝”。

　　劉登崗委員認為：“看病難”事實上是“看名院名醫難”——他把看病難的責任都推到了患者身上。可患者也是受醫療資源分配不公的現實所害。曾有機構作統計，醫療資源的80%都集中在城市，而在城市中又有80%的資源集中在大醫院，珍惜自身健康的人只有無奈擠到這些大醫院來看病。

　　徐勇委員說，即便是在發達國家，長時間等待看病也是現實問題，非急癥病人幾個月看不上病的情況也大量存在。這種辯護也站不住腳。國外大醫院看病確實也很難，但人家有非常發達和完備的社區醫院可供選擇，可我們選擇的余地卻小得很。

　　作為醫療衛生界的政協委員，站在本行業利益立場上說話無可厚非，但也不能無視這樣的客觀現實。 (曹林 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