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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二次審議稿)》(以下簡稱《二審稿》)于不久前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上審議。此次審議中，綁架罪起刑點確定問題繼續成為爭議焦點之一。對于《二審稿》綁架罪增加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的規定，正反意見相持不下，觀點分歧凸顯。

　　肯定的觀點認為，在綁架罪的刑罰設置上適當增加法定刑檔次，有利于根據罪刑相適應與罪刑均衡的原則懲治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犯罪，體現刑罰設置的精細化與合理性。

　　否定的觀點認為，綁架罪在實踐中發案率比較高，增加降低綁架罪法定刑檔次的規定不符合當前的社會現實，也與綁架罪本身的社會危害性不相適應。最低法定刑三年的規定可能在實踐中出現一定數量的緩刑判決，普通民眾可能無法接受如此輕緩的量刑。

　　筆者認為，刑法將綁架罪起刑點降低至三年有期徒刑，與當前國外刑法綁架罪立法相契合，符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輕輕重重”的兩級化刑罰政策的要求，也有利于人質安全，在立法論上具有合理性。

　　第一，國外刑法對于綁架情節較輕的，均設定了相對輕緩的最低法定刑。

　　《德國刑法典》第239“條“勒索綁架罪”規定的刑罰基準是5年以上監禁，但對于勒索綁架情節輕微的案件，法定刑為1年以上;對于主動釋放人質的，《德國刑法典》第239“條第(4)項設置了可以減輕處罰的注意規定。

　　《日本刑法典》第225條之二“勒索贖金目的的略取罪”規定，利用近親屬或者其他人對被略取者或者被誘拐者安危的憂慮，以使之交付財物為目的，略取或者誘拐他人的，處無期或者三年以上懲役。

　　《俄羅斯刑法典》第126條“綁架罪”的量刑基準是4年至8年有期徒刑，但在該條末尾設置了注意規定———行為人主動釋放人質的，應當免除刑事責任，除非其釋放行為包括了其他的犯罪事實。

　　可見，相對于我國刑法典綁架罪當前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國外刑法的最低法定刑較為輕緩，通過刑法修正案將綁架罪起刑點降低至三年有期徒刑，實際上并未過于輕緩。

　　第二，綁架罪起刑點設定為三年有期徒刑，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也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當前國際社會“兩級化”刑罰政策的體現。

　　起刑點是個罪中情節最輕情況下的法定最低量刑。起刑點的絕對數值并不能代表對應個罪的嚴重與否。綁架罪屬于最為嚴重的刑事犯罪之一，各國均予以嚴厲打擊，但這并不排斥對于情節輕微的綁架行為予以輕緩處理的立法空間。就綁架罪的個罪特點來看，以強制性地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作為達到特定目的的手段行為。作為復行為犯，綁架罪的行為環節較多，行為過程相對其他嚴重暴力犯罪而言更為復雜。這就決定了在立法上應當根據不同情況設置不同的法定刑檔次，便于司法機關在精細化的量刑階梯內進行刑罰裁量，實現罪刑相適應。

　　部分綁架案件的直接目的并不在于殺害、傷害人質，綁架罪的犯罪行為往往在空間與時間上具有延續性，重度、中度、輕度綁架行為的區別較為明顯，增設新的法定刑檔次，能在綁架罪的立法與司法實踐中體現寬嚴相濟中“該寬則寬、該嚴則嚴”的政策要義，同時能夠與“輕度行為明顯從輕處罰、重度行為明顯從重處罰”的國際社會“兩極化”刑罰政策實現觀念暗合。

　　縱觀刑法分則，與綁架罪的行為嚴重性與行為模式具有可比性的個罪首推故意殺人罪。根據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故意殺人罪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從罪與罪之間的罪刑均衡關系層面分析，故意殺人罪的起刑點已經確定為三年有期徒刑，對綁架罪情節較輕的增加一檔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并不存在刑罰設置過低的問題。

　　第三，降低綁架罪的最低法定刑有利于進一步在立法上體現保護人質安全的刑法規范目的，鼓勵行為人主動釋放人質。

　　綁架罪起刑點降至三年有期徒刑，實際上是在向實施綁架犯罪的行為人傳遞一個明確的信號，主動釋放人質或者在執法人員勸說下釋放人質，沒有造成人身損害后果的，刑法設置了確定的、寬容的刑罰。對于刑法打擊的對象而言，降低綁架罪法定刑等于是給予犯罪分子一次重新選擇行為的機會;對于刑法保護的公民人身權利的法益而言，降低刑罰起刑點有利于保護被害人的安全;對于應對綁架犯罪案件突發事件的執法機構而言，降低起刑點增加了與綁架行為人進行危機談判的“砝碼”，對于基于一念之差、一時沖動綁架人質的犯罪分子，立法上的輕緩能夠對情緒波動極不穩定的行為人產生重要影響，以便執法人員及時感化。

　　(作者：謝杰 單位：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