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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去年9月起，四川省監獄系統陸續假釋了千余名“老病殘”服刑人員，啟動了該省“建國以來最大的假釋行動”。有關方面稱這是為了體現人道主義關懷和以人為本的精神，但也有人質疑此舉是向社會“甩包袱”。

　　總體而言，筆者認為這一舉動是有積極意義的。與一般犯人相比，“老病殘”服刑人員因改造能力極為有限，或者自身生活亦難以自理，已難以獲得法律從寬處理的公平機會；即使監獄動用大量資源進行特殊照顧，也遠遠比不上走出監獄后的親情慰藉。因此，對這一群體更多地采用相對“自由”的更有效改造方式，既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應有之義，也符合基本的人道原則。

　　更值得思考的是，刑罰涉及到對公民人身自由權的最嚴厲剝奪，而假釋作為一種附條件的提前釋放機制，既是一種刑事獎勵制度，又是對刑罰本身的合理調節，對于促使罪犯從善、保障監獄秩序、緩解社會矛盾等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我國，需要著重考量的是如何使假釋制度更好地運轉起來，真正發揮其制度功效。假釋率之所以相比其他法制健全國家低，甚至該假釋的不假釋，既源于重刑主義的普遍社會心理，也有司法機關不愿承擔責任的風險顧慮。正是從這個意義而言，四川省監獄系統假釋千余名“老病殘”服刑人員的舉動，堪稱大規模激活這一刑事機制的破冰之舉，其意義值得肯定。

　　當然，對于“甩包袱”的坊間爭議，也需要有關方面認真對待。應當承認，假釋“老病殘”服刑人員，的確有這些人群生活不能自理、行刑成本過大的原因。而近期發生的故意犯罪以求入獄治病的個別案例，似乎也從反面印證著了一些人“甩包袱”的疑惑。

　　要消除這些爭議和疑慮，首先需要在運作假釋制度時嚴格依法辦事，防止搞運動式、“大撥轟”的假釋，對每一位被列為假釋對象的服刑人員，都要通過嚴格的法定程序審查其是否符合法定的假釋條件，并盡量使這一過程公開透明，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可以說，堅守程序的正義，是對社會疑惑最好的回應。

　　更重要的是，假釋制度實際上也是行刑社會化的一種基本手段。即通過假釋這一方式，讓全社會參與對假釋人員的幫教。因此從本質而言，所謂的“甩包袱”之說并不成立，“包袱”并不是監獄的專利，恰恰是，只要服刑人員符合法定假釋條件，全社會都有責任接下這些“包袱”。

　　應當看到，假釋人員回歸社會后，自我生存能力、適應社會能力都與普通公民存在較大差距，需要公、檢、法機關、監獄部門、社區組織、志愿人士等互相配合，給予真誠的幫助。在這方面，一些地區已經做出了可貴的努力，比如，北京朝陽區已形成以陽光社區矯正服務中心為依托，由司法助理員、監獄警察、社會志愿者等共同參與的社區矯正組織模式，有效幫助假釋人員重新尋找到生活的方向。而在上海、北京等地，隨著假釋人員等特殊人群的社會服務體系日趨完善，也有效地激活了假釋制度，如北京2006年1月至10月的監獄假釋率就由以往的2.14%上升到8%，重新犯罪僅有1人，遠低于刑滿釋放人員重新犯罪率。

　　這樣的事實足以說明，要真正全面激活假釋制度并使其發揮功效，假釋后的社會機制建設至關重要。如此，自由的價值、親情的價值才不致被生活的沉重、人生的悲觀而淹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