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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風如剪，岸柳欲碧。進入第31個年頭的中國改革之樹，新年第一天吐出幾葉新綠。

　　據(jù)報道，2009年1月1日起，中國有一批新法開始施行。它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huán)經濟促進法》、《取得國家法律職業(yè)資格的臺灣居民在大陸從事律師職業(yè)管理辦法》、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稅暫行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yè)稅暫行條例》，以及《中國保險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政府信息公開辦法》。

　　同時，財政部等五部門日前公布了取消公路養(yǎng)路費等6項收費政策的細則，明確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統(tǒng)一取消公路養(yǎng)路費等6項收費，并就養(yǎng)路費等收費清退、包含養(yǎng)路費等費用的出租汽車司機“份錢”問題以及如何取消政府還貸二級公路收費等問題做出具體部署。

　　6法施行，6費取消。12個動作，既不驚天動地，也不萬眾矚目，倒真有點像杜工部筆下的細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這些跡象表明，經過30年時而猶豫彷徨，時而風馳電掣，中國改革，至少是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的列車，已經進入平穩(wěn)持續(xù)的精細化軌道。

　　一、從突破到罅漏

　　如果把開始于1978年的中國改革的初始階段，比作一個人涉水過河的話，那么，30年后的中國改革就如同是一條船在海上航行。

　　又要過河，又不知道水的深淺怎么辦？中國民間，特別是四川民間的智慧是，摸著石頭過河。雖然人人都知道，這個對中國早期改革最經典的描述來自鄧小平，但在3卷本的《鄧小平文選》里，甚至在《鄧小平思想年譜》里都找不到這6個字。把鄧小平和這6個字聯(lián)系起來的權威性文獻之一，是廣東省前省長梁靈光的回憶，他說自己1980年去廣東工作之前，鄧小平找他談話，鄧說，特區(qū)不是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幾個地方，而是廣東、福建兩個省；辦特區(qū)我們沒經驗，你們要摸著石頭過河；中央也沒錢，你們要自己殺出一條血路來。

　　在梁靈光轉述的語境里，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論，至少有三重含義：一是要敢于過河(目標是從計劃經濟和封閉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和開放經濟)；二是要大膽探路；三是要知道深淺。這是中國式的務實主義和經驗主義哲學，表現(xiàn)在社會行動上，則是漸進主義和試錯主義。既要大膽嘗試，又不能盲目冒進，就是這個哲學的精髓。不大膽嘗試，就寸步難行；如果盲目冒進，就可能掉進深水里淹死。這就是說，中國的初期改革，至少有兩個特征，一是粗放性，估摸著，或比畫著去干；二是突破性，打破舊的，創(chuàng)造新的。

　　最能體現(xiàn)這兩個特征的改革，就是開始于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的單干。當18個農民在分田單干秘密契約上按下指印時，他們并沒有考慮任何單干的細節(jié)，也不會去想要遵循什么樣的規(guī)則分田，更不會去想他們單干的土地和他們自己是什么關系。他們當時想得最多的，是他們自己將要冒什么風險，是綁在一起看著土地餓死，還是分開單干被整死。但他們自己不知道的是，他們在秘密協(xié)議上按手印的手指，在舊體制的萬丈堤壩上捅了一個洞，最終讓它一潰千里。

　　因此，可以說，中國早期的粗放改革，主要是給舊體制“捅婁子”，后繼的精細化改革，則主要是給新體制補漏洞。從破壞舊的，到完善新的，這也是一個漸進過程，這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演化可以看出端倪。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鋒芒指向舊體制，首先推動了農村土地經營制度的變革，十七屆三中全會則試圖完善從那時以來逐步建立起來的農村經營制度。決策者知道，作為新的農村經營體制，最大的漏洞在土地制度上，這次在盤活土地經營權，明確宅基地歸屬權上進行了局部完善，當然，完善涉及各種利益的權衡，所以不可能一步到位。

　　人生來就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永遠是一個從此岸到彼岸的航行，而體制就是航行的工具。中國的舊體制不是這樣的工具，所以要拋棄它，讓自己的手和腳成為過河的工具，摸著石頭過河，用手去摸，用腳去蹚。河流奔向海洋，生活也是。生活一旦像海那樣壯闊，手和腳就不夠用。手腳可以過河，但不能航海，要航海，我們還是需要航船——好的經濟與政治制度。英國當代保守主義哲學家米歇爾·奧克肖特或許會同意我這個比喻，因為在他看來，政治活動有如航行——

　　“在政治活動中，人們在無邊無際、深不可測的海洋上航行。既無避風港，也找不到可供拋錨的海床；既無起點，也無規(guī)定的目的地，唯一的事情就是永遠在海上漂浮；這片海洋既是敵人，又是朋友。船員們?yōu)榱嘶�險為夷，要利用傳統(tǒng)行為方式的資源。”

　　拋開他強烈的反理性主義情緒不說，我同意他的保守主義立場。政治活動是航行，那我們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制度就是我們共同乘坐的航船。要經受全球金融危機的風浪考驗，安全的選擇是：彌補好船上的漏洞，維護好動力系統(tǒng)，而不是打碎或拋棄這艘船。

　　二、從斗法到立法

　　進入新世紀以來，可以觀察到兩個改革現(xiàn)象：一是省部級以上的高級官員，因腐敗而下臺或繩之以法的常有，因熱衷或抗拒改革而下臺的幾乎沒有；二是中央或地方黨的機關下發(fā)的改革文件數(shù)量減少，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機關或政府機關頒布的改革性法律或法規(guī)數(shù)量增加。中國改革緩慢進入規(guī)則化、程序化、正常化過程。

　　毋庸諱言，中國改革是從斗法開始的。所謂“斗法”，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無規(guī)則博弈，是利益較量和觀念格斗，表現(xiàn)在同級官僚之間，高級的是政治斗爭，低級的是玩弄權術，你出左拳，我出右掌；表現(xiàn)在上下級之間，或官方與民間之間，就是你有政策，我有對策。

　　在改革中出現(xiàn)斗法現(xiàn)象容易理解。改革不可能不涉及利益和觀念沖突，在沖突出現(xiàn)的時候，假如不能協(xié)商與妥協(xié)，就會斗法，能夠協(xié)商與妥協(xié)，就會進入立法；假如不能有規(guī)則有程序地解決這些沖突，就會斗法，如果能，就會進入立法；在沖突雙方或多方之間，不能尋找到觀念上的最低共識，或利益上的最低共贏，就會斗法，如果能，就會進入立法。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取得國家法律職業(yè)資格的臺灣居民在大陸從事律師職業(yè)管理辦法》，它表明兩岸之間正在從斗法走向立法，從陳水扁時代的不調和沖突，走向馬英九時代有分歧的共識，和有沖突的雙贏。

　　斗法式改革和立法式改革的主要區(qū)別，一是前者是人格化改革，對人不對事，所以是情緒化的，后者是非人格化改革，對事不對人，所以是理性化的；二是改革者在斗法式改革里是沖突的一方，難以撇清謀私嫌疑，在立法式改革中，改革者扮演立法者或司法者角色，是規(guī)則的制訂者和仲裁者。

　　斗法式的改革如同拉鋸，容易反復，你拉過來，我拉過去，除了鋸斷改革進程以外，不會形成改革成果，改革不斷回到起點，然后重新開始，鋸還在拉，但拉鋸的人不斷更換。上世紀80年代初被更換掉的拉鋸人還真不少，最著名的要算廣東省委原書記任仲夷，和福建省委原書記項南了。

　　立法式的改革如同園藝，一個花盆，或一塊園地，就是最低共識和最低共贏，共識點或共贏點一旦調整，就應該對原來的布局、花卉品種進行修訂，對枝葉進行修剪。沒有一勞永逸的園藝，也不會有一勞永逸的法律。園藝越修剪越精美，法律越修訂越完備。這次公布施行的6部法律，其中就有4部是修訂后的，這次修訂肯定也不是最后的。

　　最后想說的是，斗法式的改革之所以能轉變?yōu)榱⒎ㄊ降母母铮�一方面是因為市場經濟制度框架基本落成，經濟改革進入細節(jié)性完善，如同建筑，由主體工程進入內部裝修工程，分歧的范圍縮小，程度下降；另一方面更重要，中國共產黨在30年的改革中慢慢學會把黨的意志轉變?yōu)閲�家意志，稍有點國家哲學知識的人都知道，國家意志就是法律意志，它比任何黨派意志都更具有普遍性、中立性和耐久性。

　　三、從攻堅到身邊

　　親身經歷過30年改革歷程的人都應該記得，中國改革打過不止一次“攻堅戰(zhàn)”，轟轟烈烈的有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價格改革“攻堅戰(zhàn)”，90年代中期的國企改革“攻堅戰(zhàn)”，還有些其他名目的攻堅戰(zhàn)不勝枚舉。

　　并不是每次攻堅戰(zhàn)都贏得歡呼，或馬到成功。80年代中期的價格改革攻堅戰(zhàn)，就因為引發(fā)了全國性的提款和搶購風潮而被迫延緩。這有操作上的問題，也有改革時機問題，但更深刻的原因還是改革內容與群眾利益的耦合問題。不是每項改革都是保證中獎的老虎機，投一枚籌碼進去，馬上像嘔吐的醉漢一樣，狂吐金幣。改革有點像投資，其收益有長期、中期和短期之分。越是重大，越是根本，越是體制性的改革，其收益期越長，越難給群眾帶來立竿見影的利益，甚至還會帶來暫時性的損害，價格改革就是這樣的改革。廣東省的價格改革走在全國前面，當時廣州和深圳的物價飛漲，老百姓怨聲載道。幾年后，廣州的物價比全國任何地方都便宜。幸運的是，中國改革的領導者，并不都是只想討好，不敢犯難的政治家，所以，中國才有今天的局面。

　　不過，改革也絕不能漠視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當前利益。恰恰相反，中國經濟改革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為它一開始就從解決中國最底層的農民溫飽問題開始。這就是說，中國改革一開始，就是農民身邊的改革。但是，群眾身邊的改革也有兩種，一種是事務性的，另一種是功能性的。顧名思義，事務性改革，就是就事論事的改革，比如這一次國務院關于成品油稅費改革，取消6費(公路養(yǎng)路費、航道養(yǎng)護費、公路運輸管理費、公路客貨運附加費、水路運輸管理費、水運客貨運附加費)，就是事務性改革。這種改革是改革精細化的結果，不是改革深化的前奏。

　　然而，當年農民家庭承包的改革則是功能性的。所謂功能性改革，就是有“溢出”效應的改革，此項改革給群眾帶來利益后，會連帶出下一個更深入的改革，農村承包逐步連帶出工業(yè)企業(yè)經營體制改革，以及土地經營制度改革。有趣的是，同樣一項群眾身邊的改革，既可以是事務性的，也可以是功能性的。拿成品油稅費改革來說，對于經濟體制來說，是事務性的，但對于政治體制來說，則可能是功能性的。它的功能性在于，國家鼓勵解決不合理收費問題，既然如此，此類問題怎樣才能被及時發(fā)現(xiàn)并及時解決？這顯然不是經濟體制問題，而是政治體制問題了。

　　這樣看來，一種體制改革進入精細化過程，則有可能推動另一種體制進入深化改革。 (吳稼祥)

　　(作者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部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