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 中新社北京一月二十七日電 中國近年來的腐敗大案，行賄向著隱蔽性、高數額發展。查處中存在的“重受賄，輕行賄”現象，行賄非罪化、量刑畸輕化趨勢正引起內地法律界和輿論的關注。
根據中國一九九七年修訂的刑法，行賄犯罪分為個人行賄罪、單位行賄罪和向單位行賄罪。關于對行賄犯罪的立案查處，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立案標準為：個人行賄一萬元、單位行賄二十萬元。據此間今天的《法制日報》報道，在實際中，在行賄數額高于起刑點數倍甚至數十倍的案件中，行賄者往往不被判刑，又或量刑畸輕，行賄人量刑處罰畸輕、犯罪成本過低是一個普遍的問題。
備受關注的典型案件之一為“胡星案”中的“行賄狀元”。二OO七年八月，云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胡星因犯受賄罪被昆明市中院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他在過去十年間通過受賄積累起來的四千多萬元人民幣財富，被全部收歸國庫。其中，據媒體透露，廣東省深圳市安遠投資集團公司董事長陳族遠向胡星行賄三千二百萬元(人民幣二千二百萬元及港幣一千萬元)，創造當今中國的行賄金額之最，被當地人稱為“行賄狀元”。據媒體透露，陳族遠至今一直被取保候審，未被提起公訴，該說法在當地流傳甚廣，但并未得到官方機構的證實。此前，曾先后三次向胡星行賄共計三十萬元的昆明市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原總經理陳正貴，已于二OO七年九月被昆明中院一審判處十八年有期徒刑。
對此，有學界學者認為，造成行賄非罪化、量刑畸輕化的原因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刑法規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行賄，構成行賄罪，但緣于對 “不正當利益”含義的理解問題，司法實踐中，有時會大大縮小構成行賄罪的范圍。第二，“訴辯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行賄案件的處罰和量刑。第三，行賄中的單位行賄行為正在增多，但是認定上存有難點。這些原因造成了行賄行為的犯罪成本非常低，但是獲得的利益卻非常驚人，也造成行賄行為屢禁不止，甚至發展為一種商業“潛規則”。
由此，有專家建議，執法機關應該將賄賂雙方放在同一水平線上，同等重視，并且修改相關法律，將兩者在量刑上也取得統一，即賄賂雙方應該處以同刑。一旦執法機關在查處受賄案件時，對牽扯出的相關行賄人應該立刻立案偵查，提起公訴，可以公布的信息及時公開，接受社會輿論監督。同時，在量刑時應以賄賂行為帶來的實際損害來衡量，并應該加大對行賄人的行政處罰和經濟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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