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22日電 題：西藏為何曾是西方探險家眼中的“極樂凈土”？

　　作者 肖杰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代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自20世紀80年代起，西方社會的“西藏熱”不斷升溫。在好萊塢和大眾傳媒助推下，西藏作為西方人想象中的“香格里拉”“極樂凈土”，獲得越來越多關注。但實際上，西方對西藏的熱情并非只是當代現象，而是源自中世紀歐洲、近代一度達到高潮的持續過程。過去幾百年里，一代代西方探險家懷揣各種目的，不斷嘗試進入西藏，尋找令他們感興趣的事物。這些人的經歷和觀察，構成了西方人認識西藏的觀念底色。

　　西方人前往西藏的動力源是一個復雜問題，可以說不同時期的不同人群有各自不同的追求，概括起來大致有三類。

　　受神秘主義召喚

　　第一類是受到某種神秘主義的召喚。西方人對西藏的最初認識，很大程度上受東方主義理念的影響，將西藏想象為“一個西方人在東方建立和統治的烏托邦式的人間凈土”，其中代表性的敘述就是關于“香格里拉”的傳說。這類想象往往有一個共同模式，即將西藏想象為寧靜、祥和的人間凈土，具有某種神秘力量，而西藏的居民要么來自西方，要么與西方人的祖先具有密切聯系。

　　西方人對西藏的早期探索中，傳教士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傳教士主要來自圣方濟各教會，他們到西藏的目的據說是為了尋找“失落的基督徒”。在他們的認知中，西藏人是中世紀早期在小亞細亞、中亞等地傳播福音的基督徒的后裔，到西藏尋找這些人是“宗教義務”。在這種認知影響下，從13世紀開始，一代代基督教傳教士陸續前往東方，尋找他們想象中的西藏。其中的典范，是歐洲藏學的重要奠基人依波利多·德斯德里(Ippolito Desideri，又譯作依波利多·德西迪利)。德斯德里是意大利傳教士，于1716年經印度、克什米爾輾轉到達拉薩，在那里生活了五年，詳盡研究了西藏文化，并用藏語編寫了五本傳教用的著作。他對西藏的觀察，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人對西藏的最初印象，比如西藏是崇尚和平的地區的描述。

　　近代以來，盡管理性主義成為歐洲主要意識形態，西方對于西藏的神秘主義想象仍有增無減。興起于19世紀的“神智論”認為亞特蘭蒂斯沉沒后，一些幸存者生活在靠近戈壁的一個叫做香巴拉的地方，他們是雅利安人的祖先。在神智論者的觀念中，香巴拉是“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帶著精神性的、神秘主義的，沒有饑餓、犯罪和濫飲的，與世隔絕的國度”，生活著“一群仍然擁有古老的智慧的人群”。這種觀點對日后納粹主義意識形態產生深遠影響。1935年，納粹德國成立古代遺產研究和教學學會，旨在為其種族主義觀念提供人類學和考古學證據，特別是確定雅利安人的起源。此后，在黨衛軍負責人希姆萊的安排下，納粹德國在20世紀30年代組織科考隊前往西藏考察，對藏族人的體質、文化等進行研究，以確定“雅利安人的人類學標準”。

　　尋民族文化根源

　　第二類是為尋找本民族文化根源。18世紀以后，民族主義思潮在歐洲廣泛興起，成為新興國家建設的意識形態基礎。受民族主義影響，一些中東歐國家民族意識開始覺醒，這些國家的人民迫切需要理清本國文化脈絡，探索文化源頭，建立文化自信。在此背景下，一些國家的學者將目光投向東方，試圖在古老的東方世界尋找本民族文化根源，從而更好地認識自我。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西方藏學鼻祖喬瑪。

　　亞歷山大·喬瑪·德·科勒斯(Alexander Csoma de Koros)，1784年生于匈牙利。當時，受法國啟蒙思想影響，匈牙利民族意識開始覺醒，匈牙利人感到身處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環繞的環境中缺乏安全感，尋找同胞的意識非常強烈。那個時期的一些學者認為，匈牙利人的祖先是來自東方的馬扎爾人，因此認為東方一定存在與匈牙利人擁有親緣的民族。受這些觀念影響，喬瑪很早就樹立了前往東方尋找匈牙利人故土的志向。在哥廷根大學完成學業后，喬瑪于1819年啟程前往東方。喬瑪根據阿拉伯文獻推測，匈牙利人祖先最古老的居所是大小布哈里亞的回紇人故鄉，即西方語境中的中亞地區的布哈拉和中國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并重走他認定的古匈牙利人的流浪路徑。通過不斷調整計劃和目的地，喬瑪經土耳其、中東、伊朗、中亞、阿富汗、巴基斯坦，抵達今天的印控克什米爾。在拉達克，喬瑪接觸到藏文文獻，并產生了在浩瀚的藏文文獻典籍中尋找匈牙利人祖先有關信息的計劃。在隨后的9年時間里，喬瑪跟隨拉達克當地藏傳佛教寺廟的喇嘛系統學習研究藏語文和藏傳佛教典籍，編寫《藏英字典》《藏語語法》《梵藏英詞匯集成》和《藏文大藏經甘珠文、丹珠爾解題目錄》等開拓性專著，完成大量涉及藏學的語言、歷史、地理、文學、宗教、民俗以及醫藥等方面的論著。1832年起，喬瑪陸續將研究成果發表在《孟加拉亞洲學會學刊》和《亞洲研究》上，由此奠定了西方人研究藏學的基礎，也是西方人在學術上認識和研究西藏的重要象征。

　　助殖民主義擴張

　　第三類是服務于殖民主義擴張。近代以來，西方殖民主義國家開始加大對東方的侵略力度，中國西藏也成為一些列強覬覦的對象，其中英國和沙俄是對西藏進行滲透侵略的主要國家，18至20世紀早期派遣大量人員進入西藏進行探險考察。

　　英國在七年戰爭中打敗法國后，占據了幾乎整個印度。此后，英印殖民當局一直謀求以印度為跳板，將勢力范圍向包括西藏在內的亞洲內陸延伸。當時英國駐孟加拉國首任總督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就是這一政策的堅定執行者。18世紀中葉，靠近西藏邊境地區的庫赤—貝哈爾土邦發生內亂，哈斯丁斯借機派軍隊兼并該邦，進而占領了不丹的幾處軍事要塞。1774年，應不丹德布王的請求，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洛桑貝丹益希(1738—1780)致信哈斯丁斯，請他下令從不丹撤軍。哈斯丁斯以此為契機，派遣喬治·波格爾(George Bogle)以回訪的名義出使西藏，意在收集西藏交通、物產、氣候、風土人情及政府結構、宗教等政治經濟情報，考察印藏商路，以便開辟與西藏的政治、商業聯系。

　　波格爾當時是東印度公司特別委員會秘書，長期接觸藏族人，對藏族的語言文化、風俗習慣都有一定了解。1774年，波格爾帶著哈斯丁斯的指示，前往日喀則拜訪六世班禪，希望能與西藏建立政治和商業上的聯系，但遭到六世班禪拒絕。波格爾是踏入西藏的第一位英國人，其出使時間比第一批抵達北京的馬戛爾尼使團還早18年。

　　在所有西方國家中，俄羅斯是最早對西藏產生興趣的國家之一。早在17世紀，為服務于在信奉藏傳佛教的中西伯利亞蒙古人地區進行擴張的政策，俄羅斯的一些學者、探險家和政客就開始了對藏族語言文字、宗教和歷史等方面的研究。19世紀下半葉以后，隨著沙俄勢力在中國北方地區加速擴張，對西藏有濃厚興趣的人也越來越多，一些以進入西藏考察為目的的探險家紛紛登上歷史舞臺。這些人打著“游歷”和“考察”幌子，收集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地質、氣象、動植物狀況等情報和資料，目的是為沙俄更進一步侵略西藏服務。這些探險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普爾熱瓦爾斯基(1839—1888)。作為俄國有計劃、有組織對西藏進行考察的首倡者，他曾三次組織對西藏的考察。1879年，普爾熱瓦爾斯基第一次進入西藏考察，跟隨一個考察團經準噶爾戈壁、蘭州、青海布爾汗布達山、唐古拉山進入西藏。行至那曲時，受西藏官員的堅決阻攔，他們一行被迫轉向北歸，之后又進入黃河上游和青海湖地區考察。1883年，普爾熱瓦爾斯基出版了《從齋桑經哈密前往黃河上游》一書，記錄并總結了此次考察活動。其后，他又于1883年和1888年兩次組織進藏考察，但都沒有到達他的目的地拉薩，最終在第三次進藏途中染病身亡。普爾熱瓦爾斯基是沙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西藏的馬前卒，他的考察報告對于外界了解西藏依然有著很高的學術價值，在國際藏學界受到了極大重視。普爾熱瓦爾斯基死后，俄國政府給予西藏考察活動更多支持，赴藏探險隊人員的裝備也越來越精良。此后，波塔寧、科茲洛夫等人也陸續組織了一批批探險隊和考察團進入西藏。這些探險家受沙俄陸軍部、外交部直接資助或指揮，是直接為沙俄侵略政策服務的軍事間諜。他們搜集情報、從事間諜活動的規模更大，不僅廣泛收集各種情報，還在藏族上層中從事顛覆分裂活動。

　　總的來說，歷史上西方探險家不斷前往西藏游歷考察，不管是出于精神理念還是現實目的，都是基于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為滿足自身需要而開展活動。無論是觀察、記錄還是征服，西藏在他們眼中本質上依然是“他者”。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一部分，中國是藏學的故鄉，只有切實站穩中國立場，破除“香格里拉迷思”，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基礎上積極推動藏學事業發展，才能真正認識、了解和展示真實的西藏。(完)

　　作者簡介：

　　肖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代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國家民委民族研究優秀中青年專家。主要從事當代國際關系與“西藏問題”研究、美國涉藏政策研究。先后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獲法學博士學位。發表藏學學術論文十余篇，先后承擔中央統戰部、外交部、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多項委托課題。多次前往西藏和涉藏工作重點省進行實地調研，出訪十余個國家和地區進行涉藏國際學術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