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16日電 題：中國式現代化對當今發展中國家有何啟示？

　　作者 傅正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中共二十大報告正式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從報告相關論述可知，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體中國人民共享的現代化，也是推動全人類共同發展的現代化，絕不是少數特權者的現代化。

　　人類歷史上的其他現代化實踐有何特點？

　　回顧人類歷史上的其他現代化實踐，不難看出兩個特點：

　　第一，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總是伴隨著殘酷的殖民地掠奪，即便在后殖民主義時代，西方發達國家仍然利用其在世界體系里的中心地位，對處在邊緣或依附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巧取豪奪。

　　按照國際政治經濟學家沃勒斯坦的說法，西方資本主義總是使盡渾身解數，為其謀得好處，卻盡可能不讓他人得到類似的好處。一百年以前，這種做法表現為以毫無節制的殖民掠奪，為自身工業化完成積累，卻堵住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工業化的道路。在當代，則表現為發達國家利用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限制南方國家的發展，使得南北差異愈演愈烈。截至2012年，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貧窮國家高出330多倍。從1991年到2012年，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的外債總額翻了四倍多，由7940億美元躍升至3萬多億美元。

　　第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成果往往為少數特權階層所壟斷。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中心城市，跟西方發達國家并沒有太大差別，其精英階層也過著西方上流社會的生活，擁有與西方富豪幾近等量的財富。但是，廣大農村地區仍處在落后的封建生產關系束縛之下。從根本而言，廣大發展中國家出現這種狀況，跟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長期以來的巧取豪奪密不可分。

　　20世紀90年代，乘著蘇聯解體、美國一家獨大的有利時機，新自由主義風靡全世界。在俄羅斯東歐，當地領導人受美國顧問指示，不顧一切地推行休克療法。在東亞和東南亞，韓國、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在美國政客學者的游說下，紛紛全面開放金融投資市場。西亞北非，埃及、突尼斯等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壓力下，全面完成了金融市場私有化。

　　這些新自由主義改革造成了難以填平的社會鴻溝和階級分化。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俄羅斯每年死亡人數至少增加50萬；大約25%的人口，其生活水平處在世界最低標準線以下。然而，各路財閥寡頭卻借機大肆斂財，他們在西方發達國家揮金如土，瘋狂購置私人飛機、私人游艇和大量房地產，絲毫不顧本國人民的死活。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造成了印尼、泰國、韓國這三個新自由主義典范國家的大規模經濟衰退，至1998年，其國內生產總值分別下降了13.1%、6.7%和10.8%。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索羅斯等美國金融寡頭瘋狂掠取財富，一夜工夫收入過億。金融風暴產生的嚴重貧富分化等社會結構性問題，迄今仍然困擾著東南亞國家。

　　事實上，就連美國自己也不是這場掠奪競賽的獲勝者。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報告顯示，從1983年至2013年，美國底層群體的實際財富值從11400美元跌至9300美元。相反，頂層群體擁有的實際財富值翻了一番，接近前者的70倍。

　　從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開始，新自由主義神話迅速破產，但它帶來的巨大隱憂接連顯現。最具代表性的是2011年阿拉伯國家的群體性騷亂。這場騷亂的根源是穆巴拉克、本阿里等親美政權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造成了大規模貧富分化，大量失地人口涌入城市。隨著金融危機到來，底層民眾大面積失業，一顆火星就會引爆全社會不滿情緒。

2016年，泰國曼谷，無人機拍攝的沙吞獨特大樓。這座大樓原計劃興建為一幢47層豪華公寓，逢亞洲金融危機而停工。視覺中國 供圖

　　問題在于，控訴新自由主義和美國霸權的群體性騷亂，并沒有使埃及、突尼斯等國走上一條全新的道路，反而是各種封建宗教勢力借機抬頭復辟。概而言之，整場“阿拉伯之春”凸顯了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道路的普遍困境：一邊是高度腐敗，成果為少數買辦階層壟斷的現代化；另一邊是社會底層始終受封建宗教勢力束縛的倒退。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美國。2011年，美國人民發起了占領華爾街運動，抗議金融資本集團和新自由主義政策，但這場運動并沒有為美國帶來些許社會主義因素，卻預示了后來右翼民粹保守派的崛起。2016年，美國作家萬斯出版了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講述了美國老工業區鐵銹帶工人階級的貧困生活，引發全美底層勞動人民的共鳴。然而，這場共鳴卻最終促使他們，把票投給了代表右翼民粹勢力的共和黨人特朗普。

　　2022年6月24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裁決，推翻了近半個世紀前的“羅訴韋德案”，許可各州出臺禁止墮胎的法律。這一事件象征著美國宗教保守勢力與文化精英勢力的矛盾徹底不可調和，雙方仿佛生活在兩個決然懸隔的世界。當前美國的政策如果取悅一方，幾乎不可能不得罪另一方。

　　除了美國以外，歐洲發達國家同樣面臨著社會分裂的危險：代表精英階層的擁護全球化派，和代表底層的反全球化派之間，越來越難以調和，且后者的勢力越來越大。

　　中國道路的啟示：一種截然不同的現代化

　　路在何方？中共二十大報告已指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化道路與上述途徑截然不同。

　　早在1942年，毛澤東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給知識分子提出了一個看似矛盾的要求：既要是現代的，又要是鄉土的。從表面上看，鄉土代表著保守落后的傳統，這與現代是相互對立的。但要求知識分子同時做到兩者，其實質是要求現代化道路必須發動群眾，讓群眾參與到現代化道路的浪潮中來。

　　與廣大亞非拉的情況類似，民國時期，南京、上海、武漢、廣州、重慶等大城市的精英階層，確實已經比較接近西方了。他們接受西方式的教育和生活，但這與人民群眾即便不是水與火的關系，也至少是水與油的關系，兩者涇渭分明，判然有別。如果照這條道路走下去，中國的結局也會跟上述發展中國家的失敗沒有區別：對外依附國際資本，對內社會分化無法調和，現代化道路為少數腐敗寡頭和買辦階級所壟斷，人民群眾依然生活在封建勢力的束縛之下。

　　因此，從革命戰爭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人就一貫強調，現代化道路必須扎根于群眾。惟其如此，這樣的現代化道路才是堅實的、有希望的。扎根群眾的現代化道路本身就是一條民主的道路。這種民主不是西方式的選舉民主，民主不僅僅體現在人民投票的那一刻，更體現在全體人民走向現代化的過程當中。中國共產黨提倡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意味著人民共享現代化成果，更意味著黨在民主實踐中改造自身，完成自我革命。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式現代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只有在群眾路線中不斷改造自己，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自我革命。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民主實踐的法寶，而自我革命則是民主實踐的重要成果。中國共產黨的最大優勢是善于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是現代化道路服務于普通群眾的基本保證。

　　中國式現代化要求“走自己的路”，這走的是一條去依附的獨立自主道路。杰出的當代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在回顧1955年的萬隆會議時，便談及盡管當年參會的亞非國家首腦觀點各不相同，但有一個立場是一致的：“為了完成‘獨立’這項歷史任務所進行的斗爭尚未完成……獲得政治上的獨立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完成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解放。”

　　中國之所以能從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脫穎而出，根本原因是中國人民實現了去依附，走上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基本前提，則是中國共產黨通過民主實踐實現自我革命。從執政黨自我革命，到現代化成果由全民共享，中國這條去依附的現代化道路會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產生有益的啟示。(完)

　　作者簡介：

　　傅正，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2017)，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博士后(2020)。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思想史、西方近代哲學史，擅長近代歷史哲學、中西思想比較研究等領域。曾在《近代史研究》《哲學研究》《開放時代》《文化縱橫》等刊物發表專業論文二十余篇，并有專著《古今之變——蜀學今文學與近代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