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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區要多拿出1.2個億”，1月13日，上海市一位區教育局副局長告訴記者，為了落實國務院2008年底通過的《關于義務教育學校實施績效工資的指導意見》，區級財政壓力很大。

　　上述指導意見決定，從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義務教育學校實施績效工資，確保義務教育教師平均工資水平不低于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同時對義務教育學校離退休人員發放生活補貼。

　　由于指導意見尚缺乏細則，各地還沒有開始實施。本報記者獲悉，目前教育部正會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等制訂具體方案。

　　“希望這一塊能實現省級統籌”，這位副局長表示。正在召開的上海市十一屆政協二次會議上，多位委員也提出了類似的提案。

　　在相鄰的教育大省和經濟大省江蘇，一位地級市的教育局長告訴本報記者，不光是教師工資，整個義務教育的投入都應該實現省級統籌。

　　基層不曾承受之重

　　差不多10年前，上海啟動一項改革，把大部分中小學下放到區，除了管理權限下沉，對這部分義務教育學校投入的責任也落到了區級政府頭上。

　　改革的初衷是調動各區辦學的積極性。在改革初期，這個目的確實達到了：在財力充裕的區，一些重點中學“簡直應有盡有”。

　　但是在一些財力薄弱的區，政府辦學則屬勉力為之。

　　“雖然上海全市已經消滅了舊危校舍等，但投入的不均衡造成了事實上的教育不公平”，上海市十一屆政協委員、華師大二附中副校長張大同告訴記者，此次政協會議上，建議“省級統籌”的都是“蘇州河以北的區”——某種程度上說，蘇州河被視為上海區縣財力的分水嶺。

　　不容忽視的是，上述財力薄弱的區因為地處上海市周邊，成為近年來城市發展中的“人口導入區”，區級財政舉辦義務教育的壓力不斷加大；市中心區則因為就學人數的減少，學校和學生得到的投入都越來越多。

　　從全國范圍看，義務教育經費以縣級統籌為主更凸顯出資金匱乏的矛盾。目前國家財政總收入中央占到了51%，縣鄉兩級只能分享約20%，中央黨校在“十五”期間曾對此做過一項調研，結果表明，全國在校初中生中農村學生占57.2%，小學生中農村學生占80%。

　　一項相關的調查估計是，我國要全面達到“普九”標準，資金缺口達630.68億元。這顯然是“以縣為主”的教育財政體制難以解決的問題。

　　市級統籌樣本

　　江蘇省南京市比上海更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把1000多所學校“下放”到了區縣，學校的建設和教師薪酬都由區縣和鄉鎮財政負責。市一級只保留了一些重點中學和特殊學校，總共十幾所。

　　這一政策最初極大地調動了基層辦學的積極性。但隨著教育投入標準的不斷提高，基層財政漸漸地感到了力不從心。南京市教育局局長徐傳德介紹，雖然當初學校下沉到基層時，市里也相應分流了一部分財經經費，但基層用錢的缺口還是越來越大，市財政不斷地需要“堵窟窿”。

　　考慮到南京市“城區強而郊縣弱”、二元結構明顯的特點，南京市教育系統在本世紀初就開始實行“市級統籌”：市財政拿出一部分城市教育附加費，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支持農村教育。徐傳德介紹，這筆錢約占全市城市教育附加費的40%左右，金額達到1.5億元。市財政為此設立專門賬戶，區縣根據當年的計劃上報項目，取得撥付資金。“3萬、5萬元的項目也都要列出詳細的預算”。

　　南京市定下的公共教育投入原則是：“堅持同等享受；向農村教育傾斜；向薄弱學校傾斜；向能干事、會干事的學校傾斜”，據此他們的“市級統籌”已實行了8年。

　　但是這一做法事實上突破了城市教育附加費的使用規定，嚴格來講不是一種規范的做法。徐傳德認為，義務教育應該實行“管理以縣為主、資金省級統籌、中央適當支持”，條件成熟時，把這一做法擴大到整個基礎教育部分。

　　張大同也告訴本報記者，義務教育的無差異性帶來另一個問題：基層財政更愿意把資金投入到高中階段教育、尤其是重點高中。對重點高中的投入不僅效果明顯，也很受到市場需求的追捧。在這種情況下，要推行義務教育的省級統籌相當困難。

　　本報記者了解，上海市也一直在做相關的統籌安排，但一直沒能取得突破性進展。

　　張大同建議，以省為單位，政府應該定出義務教育投入的基本標準。對低于財政標準的縣鄉，由中央和省級財政自上而下地通過建立規范化的轉移支付或專項補助制度給予財政支持。有財力的地方，則可以自行增加對非義務教育的投入。(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記者 李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