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2月2日電 題：日本學界一些人“去中國中心化”歷史觀是錯誤的

　　——專訪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祁美琴

　　中新社記者 張素

　　在漫長的歷史積淀中，中華文明形成了多元一體、團結集中的統(tǒng)一性。然而，近些年來一些國外學者試圖“另類解構”中國歷史，比如日本學者提出所謂“東部歐亞論”，對歷史演進提出不同看法。

　　中華文明為何具有突出的統(tǒng)一性？如何看待所謂“東部歐亞論”的研究視角？如何更好增進中外史學研究對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祁美琴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從史學的視角予以闡釋。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長期研究中國古代史尤其是清代邊疆民族史的學者，您如何理解中華文明延續(xù)數(shù)千年卻始終統(tǒng)一？

　　祁美琴：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延續(xù)數(shù)千年而保持“統(tǒng)一”的態(tài)勢，并非僅指疆域的相對穩(wěn)定，更重要的是源于政治文明與政治制度的連續(xù)性。中國政治文明集中體現(xiàn)在大一統(tǒng)的國家理想和制度實踐，歷史實踐證明，不論哪個民族為主建立入主中原的政權，都屬于“中華一體”的國家政權。

　　“王朝”是中國政治文明在國家形態(tài)上的主體特征，從夏商周的“王天下”到秦漢乃至元明清時期中央集權的帝制王朝，雖然不同時期的政權存在有大一統(tǒng)、有政權分立，疆域的構成有大有小，統(tǒng)治者的族群身份有漢族、有其他民族，但其“天命所歸”的政治觀念、國家治理的科層體系、社會秩序的禮法規(guī)則、思想文化的經史膜拜，幾乎成為所有在中國建立“王朝”者的共同政治理想。

　　正是由于歷朝歷代不同地區(qū)、民族建立的政權，其統(tǒng)治者均極力追求“成為中國王朝”的國家屬性，從而讓“政治文明認同”超越“地域族群認同”，讓“國家一統(tǒng)”超越了南北、內外、華夷等歷史局限。不同文化背景、族群身份的統(tǒng)治集團在國家政治制度上賡續(xù)和踐行中華文明，成為中國歷史的主線。

　　這不僅是中國古代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歷史過程中的現(xiàn)象，也是中華文明強大內聚力的必然結果，更是中華民族走向一體化的內在動力所在。

　　中新社記者：鑒古知今，如何看待大一統(tǒng)在當下的現(xiàn)實意義？

　　祁美琴：中國政治文明的連續(xù)性，其重要特征在于對國家大一統(tǒng)政治理想的不斷追求，這也是中國歷史上中央集權政治制度不斷得到鞏固和發(fā)展的歷史必然。與此同時，伴隨國家大一統(tǒng)和對中國政治文明的認同而來，民族聚合、融合。正是因為“合”是大一統(tǒng)的常態(tài)，才為“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和民族體的孕育提供了最基本的社會基礎。

　　換言之，今時大力倡導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正是基于這樣的歷史基因和國家現(xiàn)實。中國社會對“國家有力、政府有為”的期待高于西方國家。

　　我們應對傳統(tǒng)“一統(tǒng)”轉化為現(xiàn)代“統(tǒng)一領導＋人民民主＋協(xié)同治理”充滿制度自信，對中國在多民族環(huán)境中的“多元一體”敘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契合充滿民族自信。

　　中新社記者：日本學界一些人士從所謂“東部歐亞論”的視角看待地區(qū)格局，對中國歷史上一些少數(shù)民族的歷史地位提出不同看法。您有何見解？

　　祁美琴：2019年，日本愛知縣立大學教授黃東蘭發(fā)表論文，對“歐亞東部世界”(或“東部歐亞”)概念的提出表示擔憂。

　　黃東蘭教授指出，明治中期以來日本出現(xiàn)過“東洋”“東亞”和“東部歐亞”三個區(qū)域性研究視閾下的地域概念，三者都超越了民族國家的范圍，產生于不同時代、不同的社會條件，又分別承載著某種預設的價值，即理論與政治密切相關。我贊同她的相關認識和提醒。

　　東洋史誕生于甲午戰(zhàn)爭之時，在歷史敘事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將中國中原王朝與周邊勢力的關系描述為“東洋諸民族”間競爭與對抗的歷史。在其代表人物白鳥庫吉的筆下，“南與北”“農耕與游牧”“漢與非漢”等是“東洋諸民族”間勢力各有消長的“對等”關系，從而將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歷史從中國史中剝離出去，為日本侵略中國東北邊疆地區(qū)提供歷史認識論上的支撐。

　　“東部歐亞”這一概念在2010年由廣瀨憲雄正式提出。日本學界提出“東部歐亞論”的部分動機，是為了擺脫“東亞”概念中日本對中國的歷史依附性，構建一個更加“去中國中心化”的區(qū)域史框架。

　　2014年，日本學界將“東亞史研究中心”改稱“古代東部歐亞研究中心”，其研究重點回歸東洋史關注的主題，致力于解構中國歷史上入主中原各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的“中國性”，其代表人物杉山正明稱，不應該將遼金元納入中國史框架。他將遼、金等定位為所謂“中央歐亞型國家”，將元、明、清等王朝視為由蒙古帝國開創(chuàng)的“世界帝國”體系的一部分，而非中華帝國的延續(xù)。這種歷史認知框架，未能看到中華文明的統(tǒng)一性、連續(xù)性，未能充分認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是錯誤的。

　　“東部歐亞”將研究對象擴大到中國西域、中亞乃至西亞等歷史上建立橫跨歐亞大陸的政權，其地域輻射范圍更廣，其觀點較“新清史”的負面影響更甚。

　　歷史敘事往往與現(xiàn)實政治相互影響，特別是在當前地區(qū)關系復雜、博弈加劇的背景下，日本學界一些人推動的“去中國中心化”歷史觀，可能被政治力量利用，帶來負面影響，各界需對此有清醒的認知。

　　中新社記者：您對通過包括學者在內的智庫交流增進中外史學研究對話有何體悟或建議？

　　祁美琴：在談論國外存在著解構中國歷史的歷史觀問題時，也應看到有很多西方(包括日本)學者，在其中國史或中國邊疆民族史的研究中，尊重史實、客觀敘事，他們的研究成果值得學習借鑒。

　　比如，日本學者川本芳昭對中國古代北方民族史有很深厚的研究，他從中國魏晉南北朝甚至包括漢唐在內的更長時段、更為宏觀的視野出發(fā)，研究和考察這一時期中國南北以及東北亞地區(qū)的歷史變動和人口遷徙給中國歷史帶來的變化，并提出“中華化”概念，用以描述經過長期民族融合后的中國人的整體面貌。受他的啟發(fā)，我們可以更好地去理解每一次大的民族遷徙、民族匯聚后出現(xiàn)的大一統(tǒng)王朝下的中國人的整體性特征。(完)

　　受訪者簡介：

　　祁美琴，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清史研究》原主編，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典志組專家。主要從事清代政治史、邊疆民族史研究。近年來致力于反思學術概念與問題，有《中國學者研究中的“內亞”概念及其問題反思》《“漢與非漢”二元劃分的概念陷阱與邏輯悖論》《解構“攀附”：民族起源的多源性與族源記憶中的華夏敘事根由》《中華民族史觀視野下北族王朝的概念與性質》《養(yǎng)民與治疆——南疆“官地”的私有化及其社會意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