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12日電 題：“威尼斯之獅”喚起中意美學共鳴

　　——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劉悅笛

　　作者 安英昭 賀劭清 陶思閱

　　在日前舉行的第82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上，最佳女演員獎第三次頒給中國演員。獎杯上的“威尼斯之獅”吸引全球眾多影迷目光的同時，這一意大利知名文化名片也引起諸多討論。

　　近日，意大利帕多瓦大學教授吉爾伯托·阿蒂奧利(Gilberto Artioli)團隊在國際權威期刊《古物》(Antiquity)上發文稱，威尼斯圣馬可廣場上的青銅飛獅很可能來自中國，至少“部分來自中國”。盡管其最終結論仍在探討，仍需研究，但已具啟示。

　　“這種文化交流與互動如此內在化，以至于人們都辨識不通其中的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劉悅笛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啟示在于，中意之間的文化交流融合得非常和諧，使中華文化的“落地化”也變得自然而然。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威尼斯之獅”背后的中國元素，到威尼斯電影節多次認可中國電影，中國與意大利相隔萬里，為何在文化層面有諸多交流與共鳴？

　　劉悅笛：這種文化交流現象，我稱之為“文化洄流”，即某一文化受到外來文化影響后，將之吸納并進行創新，再傳回外來文化之中并被其本土化的過程。有趣的是，由于文化高度融合，甚至來自不同文化的影響都被忽視了，還以為就是本土文化產生出來的，而且這種現象也是早已存在的。例如，羽扇、團扇源自中國本土，但折扇本是東瀛產物，北宋時期經朝鮮半島傳至中國，并與中華文化緊密融合。

　　“威尼斯之獅”可謂威尼斯的象征，新的考古發現證明了“文化洄流”的存在。獅子并非中國本土動物，但中國人通過對獅子的想象將其本土化了。這座威尼斯之獅與唐代用于守護陵墓的鎮墓獸高度形似：獅面獅身、火焰型鬃毛、背部高聳的翅膀，據考證，原本頭上的長角被切掉了，磨圓的尖耳朵使之更似現實中的獅子，也可以說是，把來自中國本土想象的那部分給“刪除”了。

　　這種造型風格向西方的洄流，恰恰證明，東西方文化之間的交流是隱秘而和諧的。這種文化交流與互動如此內在化，以至于人們都辨識不通其中的來源，且融合得非常和諧，使中華文化的“落地化”也變得自然而然。

　　中新社記者：意大利人常講“美好生活”(Dolce Vita)，中國川渝地區則講“巴適”“安逸”。如何從您主張的“生活美學”層面理解這種文化現象與審美傾向？

　　劉悅笛：據《馬可·波羅游記》(又譯《馬可波羅行紀》)記載，早在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就曾通過蜀道南下廣元、入成都府。他的筆下，有成都著名的安順廊橋，錦江兩岸熱鬧繁華。或許從那時起，中意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已產生共鳴。

　　2018年起，成都市提出“有一種生活美學叫成都”口號，沿著“生活美學城市”的道路越走越寬。如今，成都已成為中國本土生活美學的典范，在西南地區具有示范意義。

　　“生活美學”一詞非常契合中國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國人不僅講生活的“好”，還講生活的“美”，在意大利和法文當中也有近似的描述，但不會如中國人這般講求“把小日子過得美滋滋的”。川渝地區歷來追求享受生活，這與“天府之國”自然資源豐富、自身富庶有很大關系，萬不能用簡單的“享受主義”來加以否定，其實川渝民眾享受的是生活之美與生活之樂。

　　成都還常進行生活美學的評選。例如，成都中心城區曾評選出首批10條“最美街道”，吸引約40萬市民參與投票，足見民眾對“生活美學”的熱愛。

　　中新社記者：“巴適文化”與“躺平”有何區別？如何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時既不“躺平”也不“內卷”？

　　劉悅笛：生活美學，將美好生活分為“美生活”和“好生活”。生活得舒服，生活得“巴適”，那就是好生活，好生活就是有質量的生活。但美生活是有品質的生活，“生活美學”就是要用美生活去提升好生活。

　　反過來看，美生活也要以好生活為基礎。“巴適文化”就是在充分享受好生活基礎上，進一步去追求美生活，也就是在有質量的生活中追求品質，而不囿于物質生活本身。就像“巴適”這個使用頗廣的四川方言，既指菜品的味道，也指美好的天氣，既指漂亮的衣服，也指精美的裝修，都呈現出事物的美好一面。

　　這種“巴適化”的追求，體現了盆地居民“知足達觀”的人生觀，它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根基上的“知足”，但并不等于徹底放棄追求的“躺平”。事實證明，巴適文化既有主動追求完美的一面，也有保持適度的另一面，同時可以用來抵御“996”的內卷化。

　　中新社記者：成都太古里與千年大慈寺毗鄰而建，北京大吉巷與傳統四合院一墻之隔，文博古建與時尚街區的融合似已成為一種中國新潮流。您怎么看這類現象？古今之美何以和諧共存？

　　劉悅笛：中國的農業文明發展具有延續性，在不斷繼承傳統與創新中獲得新生。千年大慈寺與太古里相對而立，就形成了古與今之間的張力。但我們更應看到其中的古今融合，這才是如今的宏大主流，更是通向未來的大道。

　　實際上，歷史上的任何一次傳統復興，都是一場文化的創新。文藝復興要“復”古希臘、羅馬之古，卻實現了文藝復興之真正的“新”。如今，文博古建與時尚街區“中國風”的盛行，就是明證：擬古卻不囿于古，原來那個“土里土氣”的成都，其實也回不去了，即使回得去，如今的民眾也未必喜歡那種“土風土氣”。

　　一切新的創造，都是符合今天人們的文化觀與審美感的，如果喪失了這種“符合”，終會被大眾與市場所拋棄。

　　此外，傳統文化的“物質建構”與當下時代已大相徑庭。為吸引更多民眾參與，需要運用現代物質材料乃至當代科技手段，呈現古今融合的美感，在這一點上，盡管有“西體中用”的一面，但中華文明的“精氣神”仍獲得延續。

　　中新社記者：從北京798、首鋼園到成都東郊記憶、南充六合絲廠，不少工業遺存通過打造藝術與文創品牌煥發新生。工業體現標準化而藝術往往強調個性化，如何從美學角度理解這種看似矛盾的協調與融合？

　　劉悅笛：這關系到“工業遺產美學”問題，在進入工業文明之后，如何與傳統的農業文明遺產保持和諧共生，是曾參與工業化進程的很多地區共同面臨的問題。

　　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如何和諧共存？這就需要它們之間深度融會貫通、相互促進。傳統藝術往往強調個性化的表現，工業標準往往具有標準化的模式，但如今，通過文創的“發動機”，工業文化遺存被賦予了藝術化的內涵與形式，形成“1+1＞2”的效果。這種農業與工業的整合、產業與藝術的融合，產生了新質生產力，使具有中國特色的美學形態獲得了全新面貌。(完)

　　受訪者簡介：

　　劉悅笛，生活美學倡導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海內外多所高校博士生導師，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團榮譽委員，美國富布萊特訪問學者，曾任國際美學協會(IAA)總執委和中華美學學副秘書長，Comparative Philosophy及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編委。著有《生活美學》《分析美學史》《當代藝術理論》《生活中的美學》《生活美學與藝術經驗》《藝術終結之后》《視覺美學史》《世界又平又美》《生活美學與當代藝術》《審美即生活》，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Brill, 2011)，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Scholars, 2014)等；譯有多部英文專著，策劃“中國小鎮美學榜樣”評選等多項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