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桂林9月1日電 題：國新社如何架橋傳遞中國抗戰聲音？

　　——專訪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史研究館館員、廣西師范大學教授黃振南

　　中新社記者 蔣雪林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在抗戰烽火中誕生的國際新聞社(簡稱“國新社”)曾以創新性實踐架起中西方文明對話的橋梁。它如何將“得道多助”“仁者無敵”等東方理念融入國際傳播？又如何借西方話語體系贏得反法西斯陣營支持？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史研究館館員、廣西師范大學教授黃振南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揭示這段跨文明傳播的密碼。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國新社總社為何選擇扎根桂林？

　　黃振南：國際新聞社(簡稱“國新社”，中國新聞社的前身)的成立有三個時間節點：1937年11月香港初創、1938年10月長沙正式成立、1938年11月遷至桂林后成為總社。

　　桂林成為國新社總社與當時的戰局和安全需求有關。1938年“長沙大火案”后，國民政府機構與文化界人士向西南遷移，桂林因四面環山、社會相對安定，成為大后方重要樞紐；當時聚集了范長江、胡愈之等大批文化名人，為新聞傳播提供了人才與輿論基礎；且因其靠近國統區與淪陷區交界，也便于向海外傳遞中國抗戰的真實聲音。加之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的支持，為《救亡日報》等國新社關聯媒體提供生存空間，這才讓國新社總社扎根桂林。

　　中新社記者：國新社在新聞機制上有何開創性？

　　黃振南：國新社在機制上進行了多項重要創新。它建立了層級化的通訊網絡，構建“總社-分社-辦事處-通訊站”四級架構。戰時信息傳遞靈活，通訊員必要時可越級直發總社，前線消息直達中樞。國新社在東南亞、歐美設分社，香港分社專責海外傳播，形成覆蓋全球的華人信息網。

　　國新社設立了特約通訊及特約通訊員。國新社提供給報刊的稿件多以作者署名發表，報刊使用時可加“本報特約通訊”或“本報特稿”字樣。這種策略體現了國新社的戰時智慧，使特約通訊的特點更加鮮明。

　　為保證特約通訊的稿源，國新社大招特約通訊員。據記載，該社的特約通訊員一度達300多人，其中西北、西南的特約通訊員就有97人。

　　國新社效仿鄒韜奮組織生活書店的做法，在新聞界首創“新聞合作社”模式：社員以股金或新聞稿入股，分專職和非專職社員。

　　國新社更大的突破是“特稿供給制”：參考法國哈瓦斯通訊社做法，社里收到記者稿件后，經編輯加工，分抄5至6份，寄給不同省份報紙作“專稿”，每地區只供給一家，形成“獨家新聞”。國新社的稿件有很高的辨識度。如《救亡日報》刊載的延安報道雖未署名，但讀者通過內容風格即可辨識為出自國新社之手。

　　中新社記者：國新社是如何將中國抗戰的信息和觀念傳遞給西方并讓其接受？

　　黃振南：為了成功將中國的抗戰信息和觀念傳遞給西方，國新社關鍵的做法在于成功的“文化轉譯”。

　　在概念轉換上，國新社將“得道多助”譯為“justice”(公道、正義)，“持久戰”核心精神譯為“resilience”(韌性，不屈不撓)，以契合西方宗教與法律話語體系，爭取反法西斯戰線的支持。

　　在情感共鳴方面，針對基督教背景受眾，國新社突出日軍暴行是對“上帝創造的生命”的踐踏。其關聯媒體《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China Defense League Newsletter，簡稱《保盟通訊》)1940年轉載《一個基督徒譴責對重慶的轟炸》一文，以“上帝在注視”的視角呼吁西方切斷對日戰略物資供應，引發歐美基督徒強烈反響。該文觸發西方教會“道德覺醒”，1941年通過《保盟通訊》發起援華運動，最終募集17萬條毛毯送抵延安。

　　同時，國新社大力推進在地化傳播，在國外招募本土通訊員，如在緬甸啟用緬文報紙主編劉一溪，在北美派遣劉良模拓展陣地。他們用當地語言講述中國抗戰，使緬甸《緬京日報》、美國《美洲華僑日報》等成為有效傳播支點。

　　中新社記者：國新社如何借宗教與民主議題引發中西共鳴？

　　黃振南：國新社敏銳地捕捉到宗教倫理和民主實踐兩大“公約數”。

　　宗教倫理方面，通過《保盟通訊》轉載《一個基督徒譴責對重慶的轟炸》，文章疾呼：“停止援助日本就是遵從上帝的旨意！”將東方苦難轉化為基督教話語，成功激發西方宗教界共情，推動援華行動。

　　民主實踐敘事方面，西方記者筆下的延安生活成為國新社對外傳播的重要素材。在美國，女記者斯特朗記錄的“豆選法”(農民向候選人碗中投豆子投票)，被提煉為“中國式基層民主”。記者斯諾觀察到，中共的民主更側重改善底層民眾物質生活條件。記者史沫特萊和《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筆下中共領導人生活樸素、平易近人的形象，打破了西方對中共領導人的刻板認知。

　　國新社在其對外傳播中，積極吸收并傳播了這些西方記者塑造的正面形象和概念(如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描述的“平等”場景)，將其融入自身關于中共根據地民主實踐、軍民關系與社會新氣象的報道中，有力地支持了其塑造中國抗戰正面形象、爭取國際同情的傳播目標。

　　中新社記者：國新社實踐對現時跨文明傳播有何啟示？

　　黃振南：國新社機制創新是生存發展之本。戰時的“新聞合作社”、“特稿供給制”等靈活機制為國新社贏得空間。當前國際傳播同樣需要突破傳統思維束縛。

　　國新社對外傳播的成功與其擁有一支非常專業的隊伍密切相關。范長江、留學法國并在哈瓦斯通訊社上海分社工作過的胡愈之、曾在共產國際從事英文翻譯的黃藥眠、掌握英、日兩種外語的王紀元等組成多語種團隊，他們既懂西方文化又深諳中國現實，才能完成精準“轉譯”。如范長江將《論持久戰》譯為“Time-Space Strategy”(時空戰略)，黃藥眠創造“Moral Bombardment”(道德轟炸)等傳神術語。

　　國新社另一個跨文明傳播的成功實踐是尋找東西共通價值。國新社用“正義”詮釋“得道多助”，用“韌性”解讀持久戰，用“上帝視角”觸發共情。只有找到不同文明價值體系中的“最大公約數”，中國聲音才能讓西方民眾入耳入心。

　　國新社針對不同地區定制內容：向歐美強調“法西斯威脅”的全球性，向東南亞則突出“華僑利益”。香港分社逢年過節增出特刊慰藉僑胞鄉情。這一精細化策略在當今國際傳播中仍具一定價值。

　　中新社記者：抗戰中，國新社還與法新社等西方主流媒體有互動。這種互動于當下有何現實意義？

　　黃振南：國新社與法新社的合作始于1938年，雙方通過新聞交換協議共享戰地報道。1944年法國記者貝當古深入敵后采訪，其稿件經國新社編譯后發表于《費加羅報》，成為歐洲了解中國抗戰的重要窗口。這種合作模式為當今中法媒體交流提供了歷史范本。(完)

　　受訪者簡介：

黃振南 。楊宗盛 攝

　　黃振南，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史研究館館員、廣西師范大學教授、廣西“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層次人選、廣西有突出貢獻科技人員。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常務理事、廣西歷史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