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23日電 題：中非減貧合作共守生存發展權基石

　　作者 劉東旭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國家民委國別與區域研究基地發展中國家社會文化研究中心負責人

　　中國與非洲國家作為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力量，共同面臨著區域和民族間發展不平衡的嚴峻挑戰。其中，邊疆民族的長期貧困，不僅關乎民生福祉，往往還是邊境地區不穩定的誘因，容易演變成危及國家安全和民族關系的問題。為此，中國政府始終高度重視邊疆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堅持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理念。

　　多年來，中國在脫貧攻堅戰中形成的系統性方案，為解決這類挑戰提供了有益參考。在全球視野，特別是在“中非命運共同體”框架下，中國和非洲國家共同提煉應對邊疆民族地區發展的本土經驗、創新合作機制，并合力抵御外部風險，有助于為全球范圍的均衡發展探索新路。

　　中非共同面對區域和民族間發展不均衡問題

　　回望發展歷程，中國的整體減貧進步備受矚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總體發展有目共睹。約7.7億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減貧人口占同期全球減貧人口70%以上。然而，脫貧成果的分布尚不均衡。截至2017年底，邊疆民族地區貧困發生率還高達11%，為全國平均貧困發生率(3.1%)的3.5倍，其中很大一部分屬于“連片深度貧困區”。

　　為集中力量解決邊疆民族地區發展不均衡問題，中國政府在2015年至2021年發起了一場脫貧攻堅戰，旨在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項工作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28個人口較少民族全部整族脫貧，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這一成就不僅改善了邊疆民族地區居民的生活條件，也促進了社會轉型，為全球減貧事業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中國經驗，彰顯了發展權作為首要基本人權的實現路徑。

　　放眼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被視為全球貧困問題最嚴峻的區域，呈現出區域集聚性與民族差異性交織的特點。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9年該地區極端貧困率約為35%，區域和民族間貧困率差異極大，反映出非洲邊疆民族地區通過減貧實現發展權的緊迫性與復雜性。對于同樣飽受區域和民族發展不平衡困擾的非洲國家，中國在深度貧困地區取得的系統性經驗和解決方案，無疑深具借鑒意義。

　　脫貧攻堅應對邊疆民族地區的貧困處境

　　在中國的經驗中，邊疆民族地區相對貧困主要有三大制約因素。地理環境的約束首當其沖，制約了基礎設施建設和生產生活要素的流動效率。基礎條件薄弱環環相扣，產業結構單一、市場波動沖擊大、技能培訓缺位；公共服務缺口明顯，特別是教育、醫療等領域；生態保護政策與當地農牧民生計轉型之間存在現實張力。代際貧困傳遞不容忽視，教育發展不足催化貧困代際傳遞，導致年輕一代在文化認同與生計能力上均面臨嚴峻考驗。

　　面對這些主要問題，中國的脫貧攻堅戰略進行了針對性極強的系統性部署，主要從四方面破題。

　　一是將權利法治化。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的生存權與發展權作為邊疆民族地區減貧的法理根基，明確各民族依法享有平等權利。通過修訂和制定多部相關法律法規，并將法律條款細化為邊疆減貧的具體財政安排、項目清單和法律責任，形成“憲法—基本法律—專項法規—地方立法”四級規范體系。

　　二是補齊發展的基礎條件。將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基礎工程，集中力量補齊貧困地區基礎設施短板，為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創造條件。

　　三是激發內生動力。在充分尊重地域和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現代教育，激活本土資源，優化治理機制，形成地方自主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四是構建社會保障體系。依托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社會捐助資金，構建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三大社會保障體系，為邊疆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托底，形成以人的生存權為核心理念的社會保障制度，打破貧困的惡性循環。

　　中非減貧合作可探索三大支柱路徑

　　從全球范圍看，地緣政治沖突與域外勢力干預會加劇邊疆民族地區的脆弱性。中國與非洲國家需在“中非命運共同體”的框架下，結合自身歷史和現實情境，借鑒彼此的成功經驗，共同探索新時期南南合作發展的新模式。

　　具體而言，中非減貧合作可圍繞三大支柱路徑深化推進。

　　第一，共同推進探索“發展權”為核心的全球減貧新敘事。發展權不是施舍，而是賦能。中非要結合自身經驗積極推動和踐行“發展權”作為基本人權的觀念。每個國家、每個民族追求社會發展和生活改善的權利都應該得到尊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國家內部發達區域和貧困區域之間要形成彼此尊重、相互支持的共同發展意識，發達國家和發達區域不能僅以自身的標準來要求和評價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的發展路徑和方案。

　　第二，共同構建和推動中非減貧合作機制。中國和非洲國家應在共同發展的理念下發起一批改善邊疆民族地區貧困的聯合項目，切實緩解國家內部區域和民族間發展不平衡的趨勢；搭建更多聯合研究平臺，更好地相互借鑒交流；加大對成功經驗的國際宣傳，增強南方國家在全球發展領域的話語權。

　　第三，共同采取行動應對全球不確定風險對中國和非洲國家發展的影響。面對一些國家基于自身利益，對發展中國家打壓制裁，中國與非洲國家要以“中非命運共同體”為基本共識團結協作，弱化這些行為的負面影響，避免這種壓力傳導至邊疆民族地區，進一步惡化當地居民的生活狀況。

　　總體來看，在未來的中非減貧合作過程中，應聚焦生存權、發展權等首要基本人權，體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路徑價值。通過聯合發布人權領域合作成果報告與立場文件，基于合作成果闡述人權理念，打破西方長期把持的人權話語權壟斷，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包容的國際人權話語體系，讓每個國家都能依據本國國情，自主探索適合自身的人權發展道路。(完)

　　作者簡介：

　　劉東旭，仡佬族，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國家民委“一帶一路”與區域國別基地“發展中國家社會文化研究中心”負責人。主要從事全球化背景下人口的跨區域流動與治理研究，聚焦中國少數民族流動群體、東部非洲地區的華人、華人企業與本土社會關系、海外新華人移民與僑鄉社會發展等。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項、省部級科研項目4項。發表核心期刊論文20余篇，出版專著1部。曾獲余天休全國社會學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國家民委優秀成果二等獎、國家民委“中青年英才”等獎項或榮譽。兼任中國民族學會監事，世界民族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