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蘭州7月4日電題：“云上藏經洞”牽引東西方交流互鑒著力點在哪？

　　——專訪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獻研究所所長、研究館員趙曉星

　　中新社記者 馮志軍

　　1900年，被稱為“打開世界中世紀歷史的鑰匙”的敦煌藏經洞被發現，數萬卷古代文獻及繪畫品，自重見天日起便流散于世界各地，被中外數十家收藏機構所藏。百余年后，基于數字化積淀，通過“云游敦煌”小程序，“數字藏經洞”首次完整復現百年前室藏6萬余卷珍貴文物的歷史場景。

　　敦煌藏經洞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數字化技術對藏經洞當代價值體現有何影響？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文物能否“團聚”？推陳出新的敦煌學研究成果如何與全球“共鳴”？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獻研究所所長、研究館員趙曉星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深度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敦煌藏經洞及其出土文物，如何見證東西方多元文明交融互鑒？

　　趙曉星：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藝術品等各類文物6萬余件，以文獻為主體的“敦煌遺書”內容極為豐富。這其中，漢文文獻中的官私文書尤具史料價值，均為當時第一手資料，較傳世典籍更為直接具體，大量古藏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梵文等各種文字寫成的文獻材料，豐富了少數民族生活和東西方交流的歷史記錄。

　　在藝術品方面，不同時期先后產生，并流行于敦煌地區的絹畫、麻布畫、紙畫等繪畫品，或是彩幡、刺繡等絲織品，均為難以保存的特殊質料，而其歷史之悠久、數量之豐富實屬罕見。

　　用“中古時期的百科全書”來形容敦煌藏經洞中的寶藏也毫不過分。不少文獻資料是對東西方多元文明交融互鑒的反映。其中，最為典型的是一件記錄印度制糖法的《五印度用甘蔗造砂糖法》的文獻。

　　它寫在一張佛經的背后，書法水平一般，還有錯別字，可見書寫者文化水平并不高。但就是這張殘卷，記錄了中國古代制糖史的重要內容。短短一小段文字，卻涉及甘蔗的種類、制砂糖法、糖的種類、甘蔗釀酒、甘蔗栽種等內容。

　　早在先秦時期，中國已經有了最早的飴糖，俗稱麥芽糖。但在唐代以前，中國糖不如印度糖的口感好。那時從印度、伊朗輸入的好吃的“西極石蜜”，就是加入牛奶制作的乳糖。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專門派出使者到印度學習制糖技術，唐高宗龍朔元年(公元661年)，王玄策奉命去印度請制糖專家來中國。

　　經過唐初的技術和人才引進，中國終于生產出口感超過印度的石蜜和砂糖，已經跟現在的糖非常接近。季羨林先生曾說：“糖本是一件小東西，然而在它身上卻馱著長達一千多年的中印兩國文化交流的歷史。”

　　中新社記者：讓流失的藏經洞文物“團聚”，是無數敦煌學者孜孜不倦的追求，目前已有哪些進展和收獲？

　　趙曉星：目前敦煌遺書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國數十家收藏機構，一直缺乏一個完整的聯合目錄。有些卷子在流散過程中被分割，在世界各地公布的敦煌遺書中，頻現“一片在這里，另一片在那里”的殘卷。

　　比如我們經常提到的《歸義軍衙府酒破歷》(簡稱《酒賬》)的文獻，是北宋敦煌本地政府公務用酒的“流水賬”，其中記載了包括內外交往、節日民俗等當時社會的重要信息，有著珍貴的歷史價值。

　　但它曾被一分為三，首段留存敦煌；尾段被法國探險家保羅·伯希和“拿走”，現存于法國國家圖書館；中間段幾經輾轉流散日本，被日本書法家青山杉雨收藏。

　　如果要對某一件敦煌文獻進行全面系統地研究，只有將它們整合在一起才會更有價值。百余年來，不少中國學者遠赴重洋“抄卷子”、查閱敦煌遺書。除了路途遙遠之外，還要面對收藏機構的各種限制。

　　1997年，日本友人青山慶示，將亡父青山杉雨收藏的包括《酒賬》中間段在內的8件敦煌寫卷捐贈給敦煌研究院。但大量藏經洞流失海外的文物，實體回歸難度依然非常大，而目前我們能做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先實現“數字化回歸”。

　　2015年，流失法國的4000多件敦煌遺書以數字化形式首次“回歸”敦煌，其中就包括《酒賬》尾段的高清電子版。比起全部的敦煌遺書，此次“回歸”的數量雖然有限，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至少開了一個好頭，為未來更多藏經洞文物“回歸”，提供了可參考和借鑒的“范本”。

　　中新社記者：在數字化技術發展和全球化趨勢下，敦煌藏經洞如何通過數字化技術彰顯其歷史文化價值？

　　趙曉星：基于敦煌研究院三十多年的數字化工作積淀，加之不斷深化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可以通過最先進的數字化手段，為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經洞文物建立完整歷史信息的“數字化檔案”，并上線服務于敦煌學研究者和敦煌文化愛好者。

　　比如，2022年發布上線的“敦煌遺書數據庫”，提供了685件具有代表性的敦煌文獻。在數據庫中，可以看到敦煌文獻的高清原貌，還有文獻的基本信息。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可以通過全文錄文去檢索文獻，同時也實現了圖文對照瀏覽。

　　如果有一天，能把所有流失海外的敦煌遺書信息都收錄進來，那么全世界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學者都會“離不開它”。當我們有能力提供最充分和完整的敦煌學研究資料，中國才能真正掌握敦煌學研究的話語權和主導權。

　　而最受年輕人喜愛的是，今年4月上線的“數字藏經洞”，以4K影視級畫質、中國風現代工筆畫美術場景與交互模式，讓公眾“穿越”晚唐、北宋、清末等歷史時期，親身“參與”到藏經洞的厚重歷史之中，在關鍵場景變幻中“見證”歷史，直觀感受和了解敦煌文化的價值與魅力。

　　“數字藏經洞”是首次在虛擬世界毫米級高精度復現敦煌藏經洞，讓海內外的藏經洞出土文物以新的方式重聚、重塑、重現、重生，公眾在互動體驗中加深對文物的了解、更引起探究歷史的興趣。在“數字藏經洞”中，被“分離”百余年的《酒賬》通過電子拼接方式，獲得了數字意義上的“完整”。

　　中新社記者：敦煌藏經洞及其出土文物，如何牽引東西方民眾的差異化“共鳴”？

　　趙曉星：經過百余年發展，以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物為主要研究資料的“國際顯學”敦煌學，已由過去“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困境，形成“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的研究局面，隨著石窟考古和文物保護等學科的加入，近年多領域層出不窮的研究成果被推出，中國敦煌學研究已擁有一定國際話語權和主導權。

　　藏經洞出土的6萬多件文獻中，漢文文獻除近九成佛教文獻外，其他文獻內容包羅萬象，涉及古代政治、經濟、軍事、地理、社會、民族、語言、文學、美術、音樂、舞蹈、天文、歷法、數學、醫學、體育等方方面面。

　　經過多年對藏經洞出土文獻的研究發現，中國曾在不少領域“獨領風騷”數百年。比如“全世界第一部印本書籍”“全世界最古老的星圖”“中國第一部國家藥典”等，都是唐代科技文化領先于全世界的實物證據。

　　敦煌學又常被稱為“冷門絕學”，可見它的普及程度仍然不夠。別說一般讀者，哪怕是研究人員讀敦煌文獻，也不是那么容易。若用大眾易于接受的方式去普及敦煌文化，這對研究者有較高要求，既要能釋讀敦煌文獻、敦煌石窟，也要契合當下的生活，只有用更多現代文化的理念對古人生活進行“翻譯”，才能獲得當今大眾的“共鳴”。

　　在差異化“共鳴”的問題上，我們要注意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的共同關注點。比如敦煌研究院從2018年持續推出的《敦煌歲時節令》系列，全世界人民都很關注“過節”這個主題，而藏經洞文獻中有大量關于歲時民俗的記載，而且這些節日習俗，也是不斷吸收外來文化并延續至今的。

　　通過對這一主題的挖掘和再創作，向世界展示中華民族生活習俗的千年傳承，這實際上也是兼收并蓄多元文化而形成的，其中涉及的飲食、樂舞、節慶等內容，很容易引起東西方民眾的共鳴。

　　用文化向世界展現一個真實的、立體的、全面的中國，不是要讓別人看一個幾千年古板的中國，而是要用這樣縱向連接古今、橫向溝通中外的文化內容，生動有趣的傳播形式，讓全世界知道一個既歷史悠久、又鮮活可愛的中國。(完)

　　受訪者簡介：

　　趙曉星，現任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獻研究所所長、研究館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常務理事。曾赴日本東京藝術大學訪學，任東洋美術史研究室客座研究員。主要從事敦煌文獻與敦煌石窟的結合研究，先后主持并完成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甘肅省社科規劃項目、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科學和技術研究項目等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