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20日電 題：張伯禮：生為醫者

　　中國慈善家雜志記者 陳柯宇

　　這是75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國醫大師張伯禮的工作常態。他恢復了一周三個半天在醫院坐診，還得見縫插針地去開各種專家研討會。對于新冠疫情的關注依然是他的日常。

　　疫情這三年

　　“雖然我們打贏了這場疫情阻擊戰，但對這個病毒我們還是了解得太少了。”他如此感慨。

　　他說，自己站著、坐著、躺著，都在思考這些問題。事實上，這三年來，疫情幾乎占了他大部分精力。

　　2020年1月23日，因為新冠病毒在武漢率先迅猛傳播，整個城市很快進入封城狀態。隨后，各大城市陸續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全國局勢驟然緊張起來。這一天，張伯禮在天津出席新聞發布會，提出“中醫藥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幾天后，大年初三，作為緊急成立的中央赴湖北指導組專家組成員，張伯禮接到急召令，風塵仆仆趕到武漢。他前往定點醫院、社區實地了解病情。

　　在實地調查后，張伯禮做出判斷：應對“四類人群”(確診、發熱、疑似、密接)采取分類管理、集中隔離的措施；對集中隔離的疑似、發熱患者采用“中藥漫灌”的治療方法，給予清熱祛濕為主的中藥湯劑。后來，這些措施成為全國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部分。

　　當時，新冠病毒作為人類所遭遇的全新挑戰，沒有特效藥，沒有疫苗，張伯禮團隊采取網絡視頻對全國20多家醫院2000余例新冠確診患者進行癥候學調查分析后，與專家組一起篩選出了“三藥三方”(金花清感顆粒、連花清瘟膠囊、血必凈注射液、清肺排毒湯、化濕敗毒方、宣肺敗毒方)，后來這些藥方被編入國家版診療方案。

　　早在2003年“非典”時期，張伯禮就曾率團隊用中醫藥方法救治，而這一次面對新冠疫情，中醫藥不但發揮了作用，還成為一支主力軍，張伯禮還帶領國家中醫醫療隊整建制承包江夏方艙醫院。

　　2月11日，張伯禮率團隊進駐江夏方艙醫院。然而，就在進入方艙醫院沒幾天，他便因為過度勞累導致膽管結石嵌頓，不得不進行膽囊摘除手術。術前，依照醫院慣例，需要征求家屬意見，張伯禮怕家人擔心，自己簽字，不讓告訴家人。

　　術后，張伯禮兩腿出現血栓，需要靜養至少兩周才可出院，他干脆在病床上架起了小桌子辦公，修改方案、參加視頻會議、指導醫護人員、回答患者的咨詢，一刻也不停。張伯禮打趣說：“肝膽相照，我把膽留在了這里。”術后沒幾天，他又回到了江夏方艙醫院。

　　“害怕、恐懼，都沒有。”談起這一次臨危受命，張伯禮就這樣輕描淡寫地總結。不過，武漢也讓這位感情不外露的長者兩次落淚：第一次是在武漢宣布解封以后，當年5月份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天津代表團會上，張伯禮回憶起這段經歷，不禁哽咽了起來；一年后，他再次回到武漢，觸景生情，不禁流下了眼淚。

　　2020年9月8日，張伯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被授予“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稱號。

　　此后，張伯禮一直沒有離開疫情第一線。2022年春季上海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張伯禮趕到上海，主持制定了《上海市老年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中醫藥救治工作專家共識》等5個診療指南，在上海疫情一線工作了36天。

　　2022年12月，優化和調整疫情防控措施后，北京疫情最膠著的時候，張伯禮也在緊密觀察著疫情的動向。

　　至于張伯禮自己，去年底感染潮來臨時也“陽了”。“癥狀比較輕，一直沒有發燒，渾身有點疼、嗓子干、咳嗽，一個星期就基本恢復了。”如同在武漢時做膽囊炎手術沒有告知外界一樣，張伯禮這次也是悄悄“陽”的。“武漢那次是為了穩定軍心，這次也一樣，感染過了我才告訴大家。而且我自己的經歷也能給公眾起到‘穩定劑’的作用，讓大家不必恐慌。”

　　張伯禮為這三年感到欣慰，“一是我們不斷與病毒斗爭，取得了較好效果；二是中醫藥被廣大公眾認可了，發揮了更大作用”。

　　乘勢而為

　　2022年，張伯禮被授予“國醫大師”的稱號，這是中醫藥行業的最高榮譽稱號。

　　“我這一生一直學習和研究中醫藥、從事中醫藥工作、宣傳推廣中醫藥，從未想過會從事中醫藥以外的職業。我覺得我是為中醫藥而活的。”

　　而這一切始于偶然。

　　1948年，張伯禮出生于天津市一個普通家庭，為家中長子。16歲那年，張伯禮考入了天津市衛生學校。在一個冬日的雪夜，有一位年輕人突發急性腸梗阻，按理需要立即送至40公里外的醫院進行手術，然而大雪封路，無法運送。危急時刻，鄉里的一位老中醫大夫開了一劑大承氣湯，排出很多大便，病人很快轉危為安。

　　這件事對少年張伯禮的觸動很大。“就那么幾味藥，怎么有那么好的效果呢？中醫竟有這般挽救生命的奇妙能力。”他暗自思索，覺得中醫有著無限魅力，他的興趣點也轉向了中醫。剛開始，他一邊自學，一邊跟老中醫請教；兩年后，他便爭取到“西學中班”兩年脫產學習的機會，踏上了中醫追夢之旅。

　　1979年，中國恢復了研究生制度，張伯禮以高分考取了天津中醫學院(天津中醫藥大學前身)的首屆碩士研究生。那一年，張伯禮31歲。

　　張伯禮畢業后，一邊在醫院坐診堅持臨床，一邊留校任教，一邊開展中醫藥科學研究。上世紀80年代，他取得了一系列中醫現代化研究成果，承擔了高粘滯血癥、中風病高危因素及先兆癥、血管性癡呆的系統研究，制定了分型標準和診治方案；創立了腦脊液藥理學方法，揭示中藥對神經細胞保護作用機制等。

　　上世紀90年代初，張伯禮創立了全國第一家中醫工程研究所，開展了舌象色度學和舌底診研究。他還改進中藥制劑及制備工藝，衍生出了中藥膠囊、片劑、注射劑等多種劑型。當下被大眾所熟知的“復方丹參制劑”等中成藥，包括此次疫情中廣泛應用的“宣肺敗毒顆粒”，均是張伯禮的研究成果。

　　張伯禮主持的多項課題成果獲得了國家的重視。據資料顯示，張伯禮在2000年之后完成了30多個中藥品種的二次開發，使年銷售額過億元(人民幣，下同)的中藥品種從兩個增加到13個，核心技術推廣應用于全國19個省市近百家企業。

　　“中醫藥產業的年產值從過去每年只有幾百億元，飛躍到了8000億元的規模，中醫類醫院診療量占全國醫院總診療量比重從原先只有8%，現在是17.5%。”回望這一路，張伯禮對自己的努力所達到的成果相當欣慰。

　　“察勢者智，馭勢者贏，能駕馭形勢的人才能取得最后勝利，中醫藥事業亦如此，我們應該乘勢而為。”他用這番蘊含哲理的話語總結道。

　　勇搏精神

　　中醫是一項非常注重傳承的事業，近幾年張伯禮開始有意識地培養一些年輕人。2009年，張伯禮在天津中醫藥大學成立了一個“勇搏勵志班”，旨在培養新的中醫人才。

　　這個班上學生需要自覺遵循一系列嚴格的規定，比如每天早晨必須6點半準時起床，準時參加晨練，在操場上跑圈與打太極拳，結束后回到教室開始早自習，朗讀《湯頭歌》《藥性賦》等中醫古籍。此外，每學期也有一系列考評指標，包括在食堂排隊時不可插隊、每學期要讀幾本書籍、參加幾次公益活動等。但凡學生沒有做到其中任何一項，就會被班級除名。

　　“如果能堅持一年，我會頒發一張證書給學生；如果能堅持4年時間，學生畢業時我會為他寫一封求職推薦信。除此之外，不會有任何評獎學金、加分、提拔班干部等方面的好處。”

　　堅持下來是很困難的，以2009級勇搏班為例，一開始，1500多名新生中有近1100人自愿加入，一年過后還有500余人，再過一年，僅剩大約300人了，再過一年，就只剩下200余人。“大多數學生都敗在了北方寒冬時節清晨6點多準時起床上。”張伯禮努了努嘴，表示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

　　不過也有部分學生堅持下來了。其中一位學生給張伯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名學生在學期結束的感悟信上寫道：“初入校園時，我背著一個書包、拉著一個行李箱，畢業了離開時我仍是這些行李，東西沒變，變了的是我自己。經過4年在勇搏班的歷練，我已經不再軟弱，不再孤單，張伯禮校長給我的推薦信也‘無用’了。因為我知道，即使前途會有困難，我也一定能夠克服。”

　　張伯禮說，他通過勇搏勵志班以“精神激勵”的方式做公益。而在“物質激勵”方面，張伯禮創立了“勇搏基金”，給這個班里家境困難但努力學習的學生頒發獎助學金。

　　張伯禮介紹，“勇搏基金”的大部分資金來自他所獲的各類重要獎項，例如“吳階平醫學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等，這些年他將這些獎金陸續捐給了勇搏基金，大概有六七百萬元，此外還有一些企業的捐贈。貧困生因此每年可獲幾千元不等的獎助學金。

　　不過張伯禮認為，這只是“杯水車薪，資助額度太少”。他設想未來將勇搏基金的體量擴展至千萬元級別，以后還把企業捐贈也納入進來，統一形成“中醫藥發展基金”，使更多有志中醫的年輕人得到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