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漢學家｜德國漢學家謝林德：《易經》如何影響西方世界？
中新社北京5月12日電 題：《易經》如何影響西方世界？
——專訪德國漢學家謝林德
中新社記者 萬淑艷
17世紀開始，中國經典《易經》通過耶穌會傳教士傳入西方，此后被譯成英、法、德、俄等語種在歐美發行，并受到西方哲學界、科學界等領域的廣泛關注。
《易經》緣何成為跨文化交流的典范？德國漢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客座教授、《易經——新德譯本》譯者謝林德(Dennis Schilling)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一種思想從一種文化到另一種文化，不是獨立存在的，是思想相結合、文化相融合的過程與啟發，進而潛移默化產生新的發展，形成真正的交流。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17世紀開始，《易經》被譯成英、法、德、俄等語種在歐美發行，研究方向也越來越廣，涉及哲學、宗教、史學、科學、心理、占卜等領域。西方對《易經》的研究經歷了怎樣的發展脈絡？
謝林德：耶穌會傳教士來中國后，對這里另外一種繁榮的書籍文化感到很興奮。后來傳教士在《易經》西傳過程中做了很多轉化工作，向歐洲描繪了一個蠻有魅力的中國形象，把中國文化、自然等知識介紹到歐洲。
在傳教士的兩部頗有影響力的作品中，有對《易經》的介紹，一本還對謙卦六爻進行了拉丁文翻譯。翻譯《謙》是因傳教士想強調儒家文化的倫理價值，從而讓別人相信基督教教義和儒家思想之間有很多共同點，這樣他們通過適應中國文化來傳播基督教的策略也得到羅馬教皇的支持。
最初耶穌會士對《易經》并不感興趣，認為這是占卜之書，且宋明理學的太極哲學和他們的理念有差異。但之后有一些傳教士，特別是法國傳教士白晉對其很感興趣，認為中國文化很早就有天主信仰，且從《易經》和其他經典可以看到這種信仰的一些“跡象”。《易經》也有未來的暗示，可推算時間的演變，與《圣經》里的預言有異曲同工之妙。
為駁斥這一跡象主義理論，其他傳教士在18世紀開始翻譯《易經》，以證明白晉的主張毫無根據。他們的共同成果是第一部完整的《易經》拉丁文譯本，但很長一段時間內這本書隱藏在法國皇家圖書館(后改稱法國國家圖書館)中。直到19世紀，一位德國學者偶然注意到該譯本并將其印刷。19世紀末，其他譯本陸續問世。
17世紀末，德國科學家萊布尼茲發明了二進制數字系統，但他并不自信，論文一直未發表。1701年，萊布尼茲收到白晉寄來的《易經》和伏羲八卦資料后很驚訝：二進制早在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圖中就有表述和使用，印證了他的看法。
19世紀后半葉，很多歐洲漢學家翻譯《易經》，出現了法、英、德語等五六個譯本，較有名的是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的英文譯本。
德國傳教士衛禮賢在20世紀初首次翻譯了德文版《易經》，他認為《易經》充滿無意識心理學的象征性語言。
衛禮賢向瑞士分析心理學家榮格介紹了《易經》。榮格對不同文化中的占卜做了大量研究，提出“共時性原則”，來說明占卜背后的效用原則。
衛禮賢的德文譯本1950年由美國翻譯家貝恩斯轉譯為英文并在美國出版，榮格為該譯本作序，由于榮格的聲譽，《易經》在西方受到廣泛關注，自美國至歐洲掀起“易經熱”。
很多西方讀者把《易經》看作神秘主義學說，可以占卜，啟發內心深處的想法，預示未來。《易經》影響了美國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的一大批人。
在榮格作序后，西方出現了很多《易經》譯著以及解釋的書，比如怎樣用易經進行占卜。
衛禮賢把乾卦翻譯為“The Creative(創造性)”。很多西方人喜歡《易經》正是因為可以激發其創造力。
西方和東方研究《易經》的相同之處是，人們研究如何應用易經，以期從中得到啟發。同時，還有一些學者從文學、歷史、哲學等角度進行研究，但西方對《易經》學術方面的研究仍需加強。
中新社記者：《易經》給西方帶來了哪些影響？
謝林德：《易經》在西方最初不被視為哲學著作，后來才被認為是有智慧的一本書。
《易經》對西方最大的影響，是西方對占卜給予可接受的態度。基督教曾完全排斥占卜，但后來很多西方學者認為占卜有其合理性，在海外產生較大影響力。
一種思想從一種文化到另一種文化，不是獨立存在的，是思想相結合、文化相融合的過程與啟發，進而潛移默化產生新的發展，形成真正的交流。《易經》在美國新時代運動中可以被廣泛接受，是因其帶有神秘主義色彩，西方也有類似的觀念，是一種融合。
《易經》影響了西方文學界。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的《玻璃球游戲》中有許多與中國哲學相關的段落，比如引用了《易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書中的年輕主角在尋求存在的意義中遇到叫做“大兄”的人，幫他用《易》占問，并指教他其中道的哲學。
《易經》還影響了西方藝術界。美國先鋒派古典音樂作曲家約翰·凱奇從《易經》六十四卦中吸取養分，對偶然音樂、無聲音樂進行探索，最有名的作品是《4'33"》，全曲沒有任何一個音符。
美國物理學家卡普拉在《物理學之道——近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書中闡釋：“東方神秘主義提供了一個協調一致和盡美盡善的哲學框架，它能容納物理學領域最先進的理論。”
中新社記者：你的《易經——新德譯本》與衛禮賢版本有何不同？如何翻譯更容易讓西方讀者理解？
謝林德：2007年，有出版社請我重新翻譯德文版《易經》。翻譯用了約3年時間，2009年底出版。這是一個注釋本，前250頁是譯文，后400頁是注釋。
我重視思想的脈絡(context)，即一種思想的社會和歷史背景，我在翻譯中試圖解釋《易經》在歷史上的作用和意義，還對其“經”“傳”兩部分區分來談，兩部分都有自己的作用，背景也不同。
另一個重要觀點是《易經》卦爻辭的文本來源。《易經》包含許多與神話故事相關的內容，以武王伐紂的歷史故事為中心，也有與夏代神話人物相關的故事，于是我在書中作了很多注釋，這和以前的譯本有所不同。
《易經》卦爻辭很難理解，很多句子沒有主語，譯者要對文本意涵、歷史背景、語境有很深的理解，才能做好翻譯。我參考了很多文獻，如西周文獻、金文文獻、《詩經》等，并從文學角度闡釋，和《詩經》《尚書》中的句子作比較。
我還想寫一本說明《易經》的書，這個工作甚至比翻譯更重要，有助于西方更好地理解其內容。
中新社記者：當今世界形勢復雜多變，地區沖突加劇。人類文明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成為全球關注的重大課題。《易經》能給當今世界帶來哪些啟示？
謝林德：世界需要持續溝通，要考慮到彼此間的不同想法，方有助于加深理解。當前世界仍缺乏這樣的溝通。
從《易經》卦象體系來看，一個局勢不能永久持續，且一個局勢的現況不止于我們所能看到的，背后更有其他情況。《易經》乾卦九五爻辭是“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說明一個發展的成就、一個強勢的力量，但上九爻辭是“亢龍有悔”，說明這個勢與力過時就會衰落。
《易經》里的卦象有剛有柔、有陰有陽，在占卜時得到一種卦象，里面可能包含好幾個看不到的卦象，這些卦象可能是對立的，且卦象會演變，提醒人們自省。由此得來的啟示是，我們需要站在他方視角看待問題，從而加深理解和包容。
回顧《易經》的文化交流，可對現在的文明交流給予啟發：
文化交流是一個復雜的、互易的過程。與其他文化、思維或生活方式打交道，往往是與自己社會當時的一些問題共同討論，與其原來背景大不相同。比如二戰后，《易經》被譽為人與宇宙溝通的智能系統，與當時在美歐某些社會圈子里傳播的宗教渴望和精神重新發現有很大關系。
另一方面，從二戰后西方接受《易經》的方式可看到，它成為一本個人占卜的書。其實它的“個人化”早在中國歷史上已形成。2700多年前，《易經》占卜的知識掌握在周王室的占卜者手中。自王弼和程頤哲學之后，《易經》變成每個人都可以進行咨詢的一本書。朱熹《周易本義》對易占儀式進行說明，每個人都可以在家里進行。
《易經》是一個很好的朋友，它可以給你朋友般的建議，帶來啟發和價值。(完)
受訪者簡介：
謝林德(Dennis Schilling)，德國漢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客座教授。1985年至1987年在武漢大學修習中國哲學系課程。2004年獲得慕尼黑大學漢學博士學位。精通德文(母語)、中文、英文，嫻熟使用拉丁文、日文、法文、俄文，具備梵文、滿州文語言知識。研究領域為中國哲學、比較哲學、漢學。著有《易經——新德譯本》等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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