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月4日電 題：殷墟戰車何以實證早期東西方文明互鑒？

　　作者 于成龍 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理事、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院原副院長

　　殷墟，埋藏著商王朝最后一處都邑，《竹書紀年》稱“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經，繁華如夢。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鑒的出土文物很多，車是其中重要一種。車是人類技術史上的重大發明，也是人類在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不斷積累經驗、改進完善的重要工具。殷墟出土的實物戰車是中國古代最早以馬作為使役的兩輪戰車實物，受到海內外考古界的高度關注。但鮮為人知的是，殷墟戰車也是早期東西方文明互鑒的實證之一。

　　文字記載的先秦戰車作何用？

　　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國殤》中以極強的藝術感染力，情感真摯地描繪出一幅楚國將士英勇抗敵的壯烈圖景。其中“車錯轂兮短兵接”“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即是沙場戰車馳騁交錯、戰馬嘶鳴、短兵相接場面的如實寫照。

　　依屈原詩句所載，以馬作為使役的兩輪戰車，至遲從商代晚期至西漢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軍事裝備，使用時間長達一千余年。在群雄爭霸的春秋戰國，擁有戰車的數量更是衡量諸侯列國軍力的標準。《孟子·梁惠王上》記載：“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萬乘”“千乘”“百乘”之“乘”，辭意駟馬一車，足見戰車在當時軍事裝備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這種以馬作為使役的兩輪戰車也是出行、田獵及其他活動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紀初，河南安陽小屯曾出土一塊刻辭卜骨，是殘斷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統三年(1911年)被考古學家羅振玉所收。該卜骨正、反面刻滿長篇卜辭，現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內容是商王武丁分別于癸酉、癸未、癸巳與癸亥四日，占問該旬之內是否將有災禍發生。其中，癸巳日卜辭驗辭記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獵，在追逐兕時，小臣甾的車馬與王車發生碰撞，子央從車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戰車亦用于田獵。

　　此外，作為古代中國禮樂制度的重要載體，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級的貴族擁有車的數量及裝飾各不相同，相關考古發掘也確證不同等級車馬制度的隆殺之別。

　　殷墟揭開晚商戰車之謎

　　如上所述，凡此《詩·秦風·車鄰》“有車鄰鄰”，《小雅·車攻》“蕭蕭馬鳴”等中國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對于戰車的記載不勝枚舉。通過科學的田野考古發掘，人們終得以洞察中國古代戰車的真實樣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在河南安陽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兩岸主持進行了15次考古發掘，揭露眾多遺址、墓葬，出土大量遺物。

　　新中國成立后，此地考古發掘工作得到全面開展，并取得舉世矚目的豐碩成果。已經出土的16萬片刻辭甲骨及90余年的歷次考古發掘顯示：此地主體遺存始于商王武丁時期，至商王帝辛，埋藏著商王朝最后一處都邑，即商王盤庚所遷之“殷”，典籍所載之“殷虛”，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稱“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歷經90余年殷墟考古發掘，已出土百輛雙馬系駕的兩輪馬車，也是迄今所知中國古代最早的馬車。2005至2006年，安陽鋼鐵廠西南發現車馬坑10座，其中5輛馬車為橫列擺放，壯觀異常。凡此種種，皆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馬車的真實結構。

　　經過考古工作者的細致梳理發現，商代晚期馬車系由一輿、兩輪、獨轅、單衡與雙軛五大構件組成，需青銅鑄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眾多手工業部門協同制作，集中體現了當時手工業發展的整體水平。

　　殷墟發現的商代晚期馬車，伴隨有戈、箭鏃之類武器及多種馬具。《史記·周本紀》記載，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這些馬車即當時的“戰車”。

　　同屬于商代晚期的陜西西安老牛坡遺址與山東滕州前掌大遺址也發現了車馬坑，馬車構造與殷墟所見相同。換言之，目前所見考古證據表明：商王武丁時期，即公元前13世紀是中國境內出現畜養家馬與戰車的最早時間。

　　諦審上述商代晚期遺址出土的兩輪馬車，結構力學合理，制作工藝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銅構件，絕非初創草成之作，而是經過了漫長的發明、改進及完善過程。然而，省察經考古發掘的河南偃師商城、鄭州商城及小雙橋等商代早期遺址，均未發現馬骨及兩輪車輛遺存。

　　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現的雙馬系駕兩輪戰車，從何而來？

　　中西亞出土戰車早于殷墟

　　放眼歐亞草原考古，距今約5500年的現哈薩克斯坦“柏臺遺址”出土了大量馬骨、馬牙、利用馬骨制作的魚叉及馬糞堆積，陶片上甚至還檢測出馬奶脂肪酸的殘留，這是目前所知人類馴化馬匹的最早記錄，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開始馴化馬匹。

　　歐亞草原南烏拉爾地區的“辛塔什塔遺址”，年代為公元前2000年左右。該遺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確認的年代最早的雙馬系駕兩輪戰車。位于外高加索亞南部亞美尼亞塞凡湖邊的“魯查申遺址”，年代約為公元前1500年，遺址墓葬中出土數輛雙馬系駕兩輪戰車，與商代晚期戰車極為相似。同時，據兩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紀的文書記載，當時由1400人組成的軍隊，裝備了40輛戰車；公元前17世紀的文書也記述，8支軍隊裝備80輛戰車。此外，敘利亞出土的印章圖案顯示，一士兵乘雙馬系駕兩輪戰車，開弓射殺敵方，以及兩人乘兩輪戰車，驅車踐踏敵方的生動場景。這些考古證據則表明，早于商代晚期，雙馬系駕兩輪戰車已在中亞、西亞地區風行日久。

　　出于中西亞，終勝于中西亞

　　如將這些中亞、西亞地區的雙馬系駕兩輪戰車與中國目前所發現商代晚期的雙馬系駕兩輪戰車進行詳細比較，就會發現，兩者構造相同，均為一輿、兩輪、獨轅、單衡與雙軛，各主要部件制作及銜接工藝相同，且皆使用青銅車馬器具，可見兩者存在明顯的內在聯系。因此，在中亞、西亞盛行已久的雙馬系駕兩輪戰車以及家馬，應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現的家馬與雙馬系駕兩輪戰車之源，這一判斷符合對目前有關考古發現的解讀。

　　然而，需要說明的是，商代晚期使用的雙馬系駕兩輪戰車，并非是簡單的引進、模仿，而是在中亞、西亞地區流行的雙馬系駕兩輪戰車的基本框架上，結合自身需要，對車體、車輿面積、輪徑及軌距等主要部件進行了大幅改造，塑造自身車馬器具式樣、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發達的青銅鑄造業及眾多手工業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藝更加精湛的戰車，從而令其作為軍事裝備及交通工具的效能發揮到極致。從殷墟遺存看，中國制造的戰車在各個方面均已遠超中西亞地區。進入西周后，戰車結構大體因襲商制，并再次加以改進，成為春秋戰國時期戰車之原型。

　　在中國古代早期王朝時代的形成及初步發展進程中，商王朝承上啟下，影響深遠。引進、消化、吸收、創新，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雙馬系駕兩輪戰車的制作中被體現得淋漓盡致，也再次從一個側面印證了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一個多元一體的過程。

　　通過殷墟戰車可以一窺那個時代，正是源于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兼收并蓄的胸懷，商晚期在政治、經濟及文化領域才得以成就輝煌，代表當時生產力發展最高水平的青銅鑄造方能達到“爐火純青”，從而創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銅文明。(完)

　　專家簡介：

　　 于成龍，文博專業研究館員、教授，著名青銅器專家，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理事；原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院副院長。2018年9月，受中國文化和旅游部、國家文物局指派，作為青銅器專家赴英國對圓明園流失文物、西周晚期青銅器“虎鎣”進行真偽及其他情況鑒定。發表《文物里的古代中國•夏商西周時期》《中華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時期》《中國國家博物館古代藝術系列叢書•中國古代青銅器藝術》及《中國國家博物館歷史文化系列叢書•證古澤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論著數十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