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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張國燾的長信后，中共中央鄭重地復了一封給張國燾的信。與張國燾的信一起，發表在1927年《中央通訊》13期上：國燾同志這信中所提各點，本次擴大會議的決議案都可以答復。至于國燾同志的錯誤之主要點，政治紀律議決案已經說得很明白，事實的經過是，——國際上電報說：“如毫無勝利的機會，則可不舉行南昌暴動。”這無異乎是說：“除非毫無勝利機會，否則南昌暴動是應舉行的。”中央常委曾討論這一問題，大家認為即在漢口亦可見著必有勝利機會，故派國燾同志去前敵，以堅決前敵之發動，這是在漢口的事實。當時出席或參加常委的同志(維漢、太雷、秋白……)都證明的。國燾到前敵去，卻因為自己對于張發奎有妥協動搖傾向，而表示懷疑舉行暴動的言動，這是在前敵的同志(恩來、立三……)都證明的。事實是如此，國燾同志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這種事實答復。信的落款，署“中央常委”。

　　鑒于各方面的事實和實際判斷，中央臨時政治局在1927年11月14日的擴大會議上，通過了《政治紀律議決案》。其中一段是關于張國燾的：“(二)張國燾受中常委會之委托，指導南昌暴動，”可是至九江后，即不執行命令，甚至反對。南昌暴動后，主張聯絡張發奎，反對一切沒收土地的政綱。由于他如此上違反中央政策的結果，使全體同志受很大的影響，革命委員會亦隨之動搖。其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執行委員均予除名。

　　從張國燾在整個南昌起義中的表現看，當時中央的處理是適當的。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受中央委托，去“堅持前敵之發動”。而張國燾卻以自己的意圖，曲解共產國際電報及中央決議，僅此一點，說他“假傳圣旨”，并無夸張。以他當時的身份，“假傳圣旨”，影響之巨，可想而知。幸虧周恩來、惲代英、譚平山、李立三等領導人頂住所謂“中央精神”、“共產國際指示”的壓力，義無返顧地發動起義，才得免這次具有非凡意義的“暴動”被扼殺。

　　如今，歷史對張國燾已做出了公證結論。這結論，嚴格說來，是由一個人全部的行為寫成的。我們無意說他此次阻礙南昌起義與他后來的叛變投敵有必然聯系，但是，他的一些行為和思路，總和他后來的舉動的一脈相通的地力。這是值得我們留意的。

　　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義，是在革命處于低潮，革命勢力受到嚴重損失的情況下發動的。它顯示了共產黨人不畏艱險，頑強反抗的精神，也激發了與敵人斗爭到底的力量。此時，張國燾卻充當了一個阻礙這潮流的角色。無論他事后有多少辯解，妄圖扼殺并差點斷送起義的事實卻無法政變。這個歷史的責任，必須由他自己承擔。

　　來源：《陜西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