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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一位重要人物，長期身居要職，他的舉措也常常影響著當時黨的一些行動。南昌起義時期，他曾試圖阻止這一黨史、軍事上極為重要的軍事行動，現在我們還原史實，使人們對南昌起義有更多的認識和了解。

　　1927年，是中國革命黨人經歷血雨腥風的一年。“四一二事變”發生后，上百名工人、市民橫尸上海街頭，幾日內，著名共產黨員陳延年、趙世炎等被殺害，數百人被殺、被捕；4月15日，廣州逮捕、屠殺工一人、進步青年2000多人；4月28日，中同共產主義運動先驅李大釗在北京壯烈犧牲；5月21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了殘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的反革命叛變。……為了不被反革命的氣焰壓倒，為了表達共產黨人的堅強意志，在武漢的黨中央，根據在九江的中央負責同志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等人的建議，決定在江西南昌發動武裝起義。之后立即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組織、領導這次“暴動”(當時用語)。

　　當時的張國燾，是中央臨時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對一些黨內決議負有重要的決策權，但是在南昌起義前，他卻以個人意志強加組織決定，層層阻撓。如若不是周恩來、惲代英、譚平山、李立三等人極力反對，張國燾完全可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斷送這次具有重要意義的軍事行動。

　　1927年7月26日，周恩來離開武漢，趕往南昌。周恩來離開后不過數小時，中央再派張國燾作為中央代表，前去傳達剛得到的共產國際對于此次行動的電報內容。共產同際的這封電報，是斯大林親自決定并由布哈林具名發出的。據史料記載，對待這次起義的態度，原文中有這樣關鍵性的兩句：“如毫無勝利的機會，則可不舉行南昌暴動。”以中共中央當時的理解：“這無異是說：‘除非毫無勝利機會，否則南昌暴動是應舉行的。’”按照這個思路，幾位參與中央常委會的同志(瞿秋白、李維漢、張太雷等)均認為，南昌起義“必有勝利機會”。所以，便委派張國燾前去南昌，傳達電報內容并“以堅決前敵之發動，這是在漢口(當時的會議在議在漢召開)的事實。”但是，這樣本來頗為清楚明晰的言辭和態度，在張國燾那里卻出現了歧義。原來，當時的國民革命第四軍軍長、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在較大程度上影響了張國燾的認識。這里，有必要把將當時的背景情況作簡要介紹。

　　當時，我黨準備起義的部隊中的幾支主力，事實和名義上，大都歸張發奎指揮。如葉挺的第十一軍二十四師，賀龍的第二十軍，周士弟所率四軍二十五師七十三團及影響并參與起義的七十五團，七十四團機槍連，蔡延鍇的第十一軍第十師等。由此看來，當時的張發奎倘有革命姿態，甚至參與進此次暴動，這當然最好不過，但事實卻并非如此。

　　此時的張發奎所倚憑的是汪精衛武漢政權，已明確反共，并開始采取手段鎮壓其產黨人和革命力量。但張國燾仍認為：“張發奎年輕有為，沒有軍閥氣味，稱得超模范軍人；既是革命正統，又英勇善戰，人們崇拜他為鐵軍英雄，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對他都甚為敬愛。”更重要的是，形勢已然如此，張國燾不從時局變化和人的態度轉變去考慮，卻反復強調張發奎愛護袍澤，不分共產黨或非共產黨員。在一度時間，張發奎的確表示過自己的第四軍將保護共產黨員，但眼下，我黨需要在軍隊中的共產黨員“起而暴動”，張發奎還會“保護”其而支持嗎？當然不能。此時如果仍將希望寄存在張發奎身上，顯然是非常危險的。

　　倘若一個人對某件事情判斷有了偏差，產生誤區，他的思維方式就會順著偏見發展，從而忽略其他更重要的因素。應該說，此時的張國燾正是發生了這樣的認識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