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豆腐池胡同楊懷中寓所，常常給來訪的梁漱溟開門的，是一位高個子的湖南青年。1938年，當梁漱溟只身赴延安，與毛澤東見面的時候，毛第一句話就說：“梁先生，我們早就見過面了，民國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學，那時您是大學講師，我是小小圖書管理員。您常來豆腐池胡同楊懷中先生家串門，總是我開的大門……”
毛澤東驚人的記憶力，喚起了梁漱溟腦海中20年前的往事
在1953年之前的30多年間，梁漱溟與毛澤東之間有多次不廣為人知的重要交往，其中有1918年間在北京地安門鼓樓大街豆腐池胡同楊懷中家的相遇；1938年初，梁漱溟一赴延安與毛澤東徹底長談；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與毛澤東等十名中共領袖坦率地講敘自己對國內實現和平后的政見；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進北京后，成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澤東曾多次找他長談……
遠在清朝末年，梁漱溟原名梁煥鼎，居家北京城內崇文門英子胡同。他自幼對哲學興趣頗大，人生問題與中國問題常在他心中盤旋。辛亥年，他加入京津同盟會。民國后，他擔任《民國報》記者。南北統一政府時，他與沈鈞儒一起任司法總長張耀曾的秘書，其間仍自學哲學，特別是佛學，由淺及深，確有所得。這時候，他的本家兄長梁煥奎有一位知交，名叫楊懷中，湖南人，常來梁漱溟家。一來二去，特別是在交談中。梁漱溟得知楊懷中是對哲學研究有素的專門家，且在北京大學任教，就常常向楊討教，縱談哲學問題，彼此逐漸相熟。民國六年(1917年)，梁漱溟應蔡元培先生之聘，到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哲學。雖然年齡相差甚大，梁同楊竟成為北大哲學系的同事，又成為忘年之交。
時至民國七年(1918年)初，梁漱溟先生每每晚間到楊懷中先生家，常有一位高個子的湖南青年開大門，彼此相視點頭，寒暄幾句，并不互報姓名。梁漱溟進客廳自與楊懷中交談，這青年卻從不加入。梁漱溟心想，這青年準是楊懷中先生的湖南親友或同鄉，從沒有問過。后來，楊先生告訴他，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師范的學生，有才有為，到北京找老師來的。經楊向蔡元培校長的推薦，給這位青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謀到月薪僅八塊大洋的小差事，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學習，晚間回楊家住宿。楊先生曾同時告訴梁，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但梁并沒有記住。
這位青年就是毛澤東。當梁漱溟先生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與毛澤東見面的時候，毛第一句話就說：“梁先生，我們早就見過面了，您還記不記得？民國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學，那時您是大學講師，我是小小圖書管理員。您常來豆腐池胡同楊懷中先生家串門，總是我開的大門。后來楊懷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楊家的女婿。”毛澤東驚人的記憶力，喚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腦海中20年前的往事。他只是吃驚地向毛澤東頻頻點頭，連聲說：“是的。好記憶，有這事，有這事�！�
在延安，毛澤東與梁漱溟兩次徹夜長談，欲罷而不能
1937年“七七事變”�？箲鹑姹l。梁漱溟在山東搞了歷時7年的鄉村建設工作自然也搞不下去了。不久“八一三”上�？箲鸨l，梁漱溟在山東濟寧接到老朋友張群先生轉來的蔣介石邀梁去南京的電報。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答應了張學良、楊虎城和周恩來等人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于是就邀集了一些社會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所謂“最高國務會議”之內，成立了一個咨詢性質的機構叫“參議會”。梁漱溟是作為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被邀請去參加“參議會”的。國民黨軍隊“八一三”失利，國民黨政府搬到武漢，梁漱溟作為特邀的“參議員”(后為“參政員”)也隨即到了武漢。
沿途所見，一幅流離失所、爭相逃難的景象，特別是一些國民黨大員，丟棄大片國土，不戰而逃。梁漱溟對此大失所望，對抗戰的前途也很是悲觀。國民黨方面令人失望了，共產黨方面又怎么樣呢？俗話說，百聞不如一見，于是梁漱溟產生了去延安會見毛澤東的念頭。
梁漱溟到達延安，接待他的是中共總書記張聞天。經張的介紹，梁才知道毛澤東是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主席。張說，毛的習慣是白天休息，夜間辦公，談話也安排在夜間。
頭一天的談話從下午六時至次日凌晨。時令正是冬天，延安氣候嚴寒。六點鐘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燈、談話的地點在延安城內的一間瓦房里。
梁漱溟開門見山地提出了抗日戰爭的前途問題。梁說，他對目前的抗戰情況甚感失望，戰場上中國軍隊節節敗退，國民黨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個人心中亦十分悲觀。如此下去，中國的前途如何？中華民族會亡嗎？梁表示這次來延安，就是向中共領袖討教來的。
毛澤東十分耐心地聽完梁漱溟的敘述，才露出笑容，斬釘截鐵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聽到看到的若干情況，大體都是事實。但我的看法，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中華民族是不會亡的，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只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沒有！”
毛澤東一開頭語氣就這樣肯定，神態這樣堅決，很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著，毛澤東十分詳盡地、有聲有色地分析了國內、國外，敵、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對比，強弱的轉化，戰爭的性質，人民的力量，戰爭發展的幾個階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光明結局上。毛澤東講得那樣頭頭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
毛澤東話音剛落。梁漱溟即說：“毛先生，可以這樣說，幾年來對于抗戰必勝，以至如何抗日，怎么發展，還沒有人對我作過這樣使我信服的談話，也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您今天的談話使我豁然開朗，精神振奮！”“過獎了，過獎了，梁先生！”毛澤東連聲說。
梁漱溟心里不由得想起了蔣介石。蔣介石的講話、文告，梁漱溟聽過、看過多次，個別交談也若干次了，從來沒有像這一次毛澤東那樣有這么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梁漱溟怎能想到，毛澤東這天所談的“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觀點，即是不久完稿的《論持久戰》一書的主要論點。正由于毛澤東《論持久戰》這一力作的很快問世，就在更大的范圍內一掃抗戰前途悲觀論、亡國論的觀點。
時間已到后半夜，毛澤東很客氣地說：“梁先生，您旅途勞累了。您我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談吧�！薄昂玫�，好的，”梁漱溟起身說：“我先送給您一本書，請您先翻翻，明天的談話就從我這本書開始，好不好？”毛澤東接過一本厚厚的書，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數十萬字的著作，書名叫《鄉村建設理論》。
第二天的談話，也是從下午六點開始，但一直談到次日天明，整整一個通宵，欲罷而不能。這次談話的內容是中國問題，即一旦抗戰勝利，如何建設一個新的中國問題，梁漱溟和毛澤東分歧較大。
談話一開始，毛澤東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書，說：“大作拜讀了，但看得不細，主要論點都看了。我還從大作中摘出一些結論性的話。概括地說，您的著作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分析有獨到的見解，不少認識是對的，但您的主張總的說是走改良主義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認為，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革命怎樣才能徹底，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論，是對中國社會進行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分析、估計。從這一基本分析、估計而得出的力量對比出發，來確定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毛澤東十分詳盡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特點，特別是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激化問題，并十分突出地強調其作用。而梁漱溟很不同意的正是這一點。梁當即爭辯，說：“中國的社會與外國社會不同。在歷史上，外國的中古社會，貴族與農民階級對立鮮明，貴族兼地主，農民即農奴，貧富對立，貴賤懸殊。但中國的社會貧富貴賤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因此階級分化和對立也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一二千年，至今如此。根據這種分析，我提出了‘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八個字……”
毛澤東十分耐心地聽完梁漱溟的長篇大論，然后心平氣和地說：“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自己的倫理道德，梁先生強調這些也并沒有錯。但中國社會卻同樣有著與西方社會共同的一面，即階級的對立、矛盾和斗爭，這是決定社會前進最本質的東西。我以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國社會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決定著現代社會性質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卻不以為然，他十分斷然地說：“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認為正是您的理論太著重了現代社會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國社會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們的分歧，正在這里。”兩人都不斷地、反復地申述自己的觀點，相爭不下，直至天明，誰也沒有說服誰。
十余年后，梁漱溟與毛澤東的爭論有了結果
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已經93歲高齡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顧這次爭論時，還心緒激動地說：
現在回想起那場爭論，使我終生難忘的是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他披著一件皮袍子，有時踱步，有時坐下，有時在床上一躺，十分輕松自如，從容不迫。他不動氣，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他送我出門時，天已大亮、我還記得他最后說，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可不必先作結論，姑且存留，聽下回分解吧。
在與毛澤東的兩夜長談之后，梁漱溟還到延安各處參觀。當時延安的物質條件是很差的，但人們熱氣騰騰，其精神面貌與國民黨地區有鮮明的差別。這就像中共領袖毛澤東給梁漱溟的印象一樣，是十分深刻的。
十余年后，梁漱溟與毛澤東的爭論有了結果。面對在戰火中誕生了新中國的這一事實，1951年梁漱溟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一文。在這前后，他又寫了《何以我終于落歸改良主義？》等文章，送給毛澤東看。梁漱溟在文中毫無保留地說：
若干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現在我眼前。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斗爭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我曾經估計它一定要陷于亂斗混戰而沒有結果的，居然有了結果，而且結果顯赫，分明不虛。
梁漱溟的檢討和反省，雖然沒有說清楚自己思想轉變的來龍去脈，但卻在事實面前，承認了對于中國的前途問題，毛澤東的路子對，而自己是錯的。
摘自《1949年后的梁漱溟》汪東林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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