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金學研究第一人”的中國電影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陳墨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解讀金庸武俠作品
金庸武俠小說貴在俗而能精
郭靖遇到的最好的老師是洪七公，他用了半天教會了黃蓉“逍遙游”，卻讓郭靖用十年、二十年時間研習“降龍十八掌”……
“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說。”從1955年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誕生，到1972年的封筆之作《鹿鼎記》，金庸的武俠文學作品已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在學術界，一直有人在孜孜不倦地研究金庸文化現象，由此產生了一個新的學派—“金學”。昨日上午，有著“金學研究第一人”之稱的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電影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陳墨來到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講解《金庸小說的文化品質》，他結合歷史、藝術等知識為《倚天屠龍記》、《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和《天龍八部》這些被爛熟于心的金庸武俠小說“解碼”。
金庸小說不僅僅是“打打殺殺”
雖然金庸小說是世界華人圈子中最普及的中文讀物，但其在學術界的地位卻一直不被承認，這是因為在人們印象中，武俠小說基本上是“打打殺殺”的代名詞，缺乏文化含量。但陳墨卻以大量例證推翻了這一說法。“金庸小說是文學精英對于通俗文學改造的典范，雖然外表是武打，但是在武俠人物的成長過程以及武術招式體現出來的哲學含量，卻比任何大學教科書中的闡述更為有力，同時對現實生活有著非常密切的指導。”
他舉例，在《倚天屠龍記》中，張三豐給張無忌傳授太極拳后，問的不是“你記住了多少”，而是“你學會了多少”，直到張無忌回答“全都忘記了”的時候，才讓他上場作戰。“這其實是一種智慧的隱喻。好比營養的吸收，看重的不是你胃里還有多少食物，而在于你的血液、骨骼、肌肉因吸收而發生了什么改變。人的智慧也一樣，老師提供的只是范本，重要的是自己融會貫通。”
陳墨還介紹，金庸故事中描繪不同性格人物的成長過程，其實對當代中國的教育有著非常有益的借鑒意義。就拿《射雕英雄傳》里郭靖這一笨小孩的經歷來說，“江南七怪”好比是他的小學老師，在恨鐵不成鋼的情況下他們只好實行填鴨式教學；而馬鈺好比是中學老師，在玩耍的過程中教會了他內功，為日后奠定良好基礎；郭靖遇到的最好的老師是洪七公，他用了半天教會了黃蓉“逍遙游”，卻讓郭靖用十年、二十年時間研習“降龍十八掌”，之后還讓郭靖在桃花島上接觸所有大師的武功，進行“博士后研究”。陳墨認為，洪七公的教育方式實際上是呼應了孔子的“因材施教”，可惜在現實生活中大多數教師都延續著“江南七怪”的方法，導致中國人智慧資源的嚴重浪費。而郭靖母親李萍對他人生的啟蒙，以及黃蓉在談情說愛中給他灌輸的傳統文化滋養，都說明了在教育的過程中，人性的發展比技能的把握更重要。
金庸小說是歷史、傳奇與人性三維的結合
陳墨認為，金庸的小說提升了中國通俗文學的地平線，達到了“俗而能精”的境界。他認為，同是武俠小說，梁羽生的作品體現了歷史與傳奇的二維，古龍作品體現了傳奇與人性的二維，而金庸的作品卻是歷史、傳奇和人生的三維結合，從他的第四部小說《射雕英雄傳》開始，這三個維度水土交融，人性與成長成為其作品的核心。
此外，金庸小說中對中國傳統的儒、道、佛進行了充分的闡釋，而且將這種元素絲絲入扣地體現在人物特性中。其中，群體性與個人克制是儒家的兩大元素，這在為國憂心的郭靖身上有著充分體現。而道家的自然、無為則在優柔寡斷又充滿靈性的張無忌身上彰顯，而自由、自我的特點在敢愛敢恨的楊過身上表露無遺。佛教的慈悲特性則集中體現在《天龍八部》里的段譽身上，“但可貴的是，金庸沒有將自己的作品變成一本傳教書，而是為作品立起了一個人性化的屏障。他用20世紀文明的觀念對傳統文化進行了裝修改造，在保留其根本價值觀的同時，用人性的方式將宗教的話語變成生動的人生故事，而不僅僅是用宗教理論演繹的符號。”(記者 梁婷 齊潔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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