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管家、日常秘書——田家英
田家英1922年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
田家英于1937年到達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先后在陜北公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央宣傳部工作。他于1948 年10 月經胡喬木介紹，來到毛澤東身邊擔任了毛澤東的秘書。在此之前田家英曾經擔任過毛岸英的老師，那時毛岸英剛剛回國，由于長期待在蘇聯，毛岸英的漢語講不好，毛澤東打算請一位老師來教毛岸英歷史、語文，而此時的田家英由于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了《從侯方域說起》一文，毛澤東讀后頗為贊賞，雖說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雜文，但是從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銳的思想。對毛澤東來說，文筆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他頗為感慨，這在他的腦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后毛澤東便注意起田家英這個“少壯派”了。當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師時，毛澤東就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紀和毛岸英差不多，請他當老師教歷史、語文，再合適不過了，就這樣田家英開始當起毛岸英的老師來。
自從擔任毛岸英的老師之后，田家英和毛澤東的交往也就多了起來。那時由于正處于革命勝利的前夜，毛澤東的工作變得異常繁忙，秘書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書，這時在陳伯達、胡喬木的推薦下，田家英開始擔任起了毛澤東的秘書。
田家英為人忠厚老實、細致干練，深得毛澤東的信賴、倚重，毛澤東的存折、稿費、印章都交給他，這充分顯示了毛澤東對他的信任。
作為毛澤東的日常秘書，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與才華都用于協助毛澤東的工作。他事無巨細，凡是毛澤東需要他做的他都盡力做好，從起草文件、下鄉調查、處理信訪直至保管存折，可以稱得上是大管家。他對毛澤東極為敬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他更是深受毛澤東的熏陶與感染，田家英和毛澤東有著共同的興趣、愛好，這使他們成為了忘年之交。
毛澤東與田家英的詩交較深，他除了欣賞田家英的文采之外還看中他的古文詩詞的扎實功底，田家英有看書過目不忘的本領，他能背誦許多像賈誼《過秦論》這樣長篇的文章，對他來說，背誦古詩更是他茶余飯后的一個消遣。毛澤東有深夜工作的習慣，為此，田家英也保持著與毛澤東同步工作的習慣。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剛剛寬衣解帶，就連續接到機要員送來的毛澤東三封內容相同的信，都是讓他查找“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這兩句詩的出處，田家英知道毛澤東將有新作問世，憑著他對古詩詞的深厚功底，沒費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詩的出處，那是明代高啟的《梅花》九詩之一，是婉約派的詩詞。毛澤東自己的詩風豪邁雄健，但是他對抒情味濃、藝術性高的婉約派詩詞也不排斥，在這些詩的觸發下，毛澤東直抒自己的寬廣胸懷，寫出了很多好詩，其中不乏千古絕唱的革命之詩。
但是由于毛澤東晚年過分強調階級斗爭，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澤東產生了分歧。田家英向來敬重毛澤東，把他視為導師、父輩，正是因為他對毛澤東的愛之切，才對一些傾向憂心如焚，正是由于他不會“見機而作”，使他成為江青和陳伯達的眼中釘，進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澤東再次來到杭州。該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召開會議，要他們每人為一本馬列經典著作寫序，由于那天毛澤東的情緒非常好，便海闊天空地聊了起來，所聊的內容大大超過了寫序的范圍。毛澤東談著談著忽然又轉移了話題，針對1965年11月的《文匯報》所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12月8日的《紅旗》雜志所載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毛澤東說了一段評論式的話，在他談話剛一結束，陳伯達就把這事告訴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為毛澤東隨口而說的話卻要整理出談話紀要，于是這一任務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過紀要后，刪去了毛澤東關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評論式的話，此時的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氣、正義而刪的，不料他的這一舉動卻觸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們給田家英安了一個在當時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田家英畢竟是一介書生，毛澤東和田家英在閑談中曾戲言在田死后應立一墓碑，上書“讀書人之墓”。田家英繼承了讀書人的好傳統——好學敏思、憂國憂民、潔身自愛、不睦名利、以天下為任，以蒼生為念，正是這種優秀的傳統鑄就了他新一代讀書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異化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為這樣，使他無法防御那些玩弄權術的小人，最終成為他們的犧牲品。
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給田家英以沉重的打擊，在他蒙受陷害時他以死相抗，他離世之際不過44歲。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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